诸葛亮是哪里人：刘备“三顾”孔明，君臣草庐对策，乃千古之佳话。那么诸葛亮究竟是哪里人呢？此事究竟发生在南阳卧龙岗，或是襄樊古隆中，争论了1千多年，至今未能定论，任谁不论多么口大气粗也没法一口气吹掉存在争论这个客观事实，而气大伤身，自损健康则是一定的，殆者后悔晚矣。

　　其实，我的《略论诸葛亮<出师表>中所说的“南阳”即是宛》一文已经以最权威的证据，也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前后《出师表》中两次说到的“南阳”互证都是宛，绝对不是隆中。既然孔明躬耕在宛，刘备只能去宛城卧龙冈恭请卧龙先生，去隆中岂不南辕北辙？

　　然而考虑有网友质疑，刘备不可能“深入曹操统治区重镇宛城外三里的地方挖墙脚”，感到此问甚好，这一问促使我加强了对这个问题的学习、探索，经检索史料，阅读书籍，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刘备此行只能是向北去宛，而不可能南下赴襄。我不厌其烦地做考证，不仅表明本人态度认真、行文负责，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诸葛亮的确是躬耕在南阳卧龙岗，而非襄樊古隆中。

　　一、分析史料中的军事态势，从公元199年到208年7月，南阳不是曹操的势力范围

　　我的《南阳何时落入曹操手》，用详实的史料和细致的论证得出3个结论：一是从公元199年11月张绣率众投降曹操到208年秋7月前，这9年间包括宛城在内的南阳郡基本都在刘表手中，而不是曹操的势力范围。二是公元203年后，刘备的司令部设在新野，宛城周遭的防务和向更北的叶、博望的军事行动均由刘备负责。三是公元208年秋，宛城和襄阳几乎同时被曹操控制。

　　这就是说，在刘备“三顾”的公元207年，宛与隆中一样都不是曹操的势力范围，而是还在刘表手中。到了公元208年秋，宛城与襄阳是一个月上下相继落入曹操手中的。所谓的因“战乱”刘备不可能到宛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不妨再看一些史料：

　　建安六年（公元206年）夏四月，刘备被曹操打败后“走奔刘表”，“先主（刘备）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三国志-先主传第二》）。刘表亲自到城郊相迎，待之以上宾，还为刘备补充了兵员，并让刘备驻扎在南阳郡的重镇新野。新野差不多在宛以南襄以北的中点上，与宛襄基本等距离相隔150多里路。此时的刘备实际上是出任了刘表的“南阳战区司令员”，包括宛城及其以北的防务和军事行动均由刘备负责，以作为对抗曹操的樊篱，拱卫刘表治所襄阳的安全。

　　《三国志-李典传》：“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另，《三国志-先主传第二》：“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朔，故而用春秋笔法说刘备进军叶为“侵”，而点明“刘表使刘备”证明了刘备受刘表驱使节度。

　　从199年到208年间，曹刘之间的直接战事只有这一次，而发生地点在宛以北相距200多里近300里的叶（即今叶县），刘备诱敌深入，退到博望（今南阳方城县境内，距宛城仅60里左右）设伏，如果宛城不在刘备手中，刘军岂不是腹背受敌？由此也可看出，无论战前战后，宛城都在刘备的控制之下。

　　这一仗刘备大胜，曹操很不服气，到了第二年即203年秋，曹操为报复“博望之役”，一度打算进攻刘表。“建安八年，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三国志-武帝纪第一》。西平距许昌120里，距宛城300多里，在叶以东偏北方向100里上下，是豫州和南阳郡交界处，说明当时的南阳郡已全部被刘表控制了，曹军只能于西平一线集结。这一仗没打成，在辛毗和荀攸的劝说下，曹操权衡利弊，认为先打河北袁绍更重要，而且北方还有乌丸之患，用曹操自己的话说：“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三国志-武帝纪第一》注引《魏书》）。曹操打南阳的计划往后放了，南阳自然仍在刘表手中，曹军的位置离宛城还远着呢！

　　我的证明是靠史料说话，反观某些专家们，他们是只说结论，不讲证据。例如，在所谓的《躬耕地问题的“权威”结论》中何兹全说：“刘备三顾草庐时,曹操占据南阳已经七年,刘备也不可能到曹操占领的南阳去三请诸葛亮。”他并未拿出任何论据支撑。

　　迄今为止，没见有人举出一条199年以后曹操及其属下占领或者治理宛的任何史料。谁不服，谁就拿出来，学术讨论，在证据和事实面前人人平等。

　　既然宛是刘备的防区，他率众赴宛是轻骑熟路，很正常，很平常。

　　二、刘表家族当时的复杂内斗和秦汉时期的典章制度，决定了刘备不可能轻进襄阳

　　刘表于初平元年（190年）领荆州牧，将治所移至襄阳（从190年到208年襄阳同时是荆州和南郡的治所共19年）。刘表这人，陈寿对其的评价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对刘备，“表厚待之，然不能用”（《三国志-董二袁刘传第二》），原因是“惮其为人”《三国志-先主传第二》。凡此种种，刘备当然心知肚明，加之刘表晚年重病緾身，儿子们为争夺接班权内争外斗，情势复杂，刘备躲还来不及，不是召见，他是不可能贸然去襄阳一带的。就是应召赴请，他也戒心重重，襄阳至今流传的“马跃檀溪”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可作旁证。这还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按照秦汉时期著名军法“擅兴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这种例子很多，《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他岂能亲率关张二将及众多随扈三次绕过襄阳向西南20多里跑到隆中去延请诸葛先生，就算不是找死，那也是找不痛快！

　　结论还是那句话：“三顾”之行只可北上南阳而岂能南下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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