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为何要砸毁魏征墓碑？李世民和魏征，千百年来，这二个明君与诤臣之典范的响亮名字，一直在中国大地上久应不息。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诸多之佳话，在历史上广为传颂并被称道至今，成为后世君臣竭力仿效的楷模。可为什么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下令砸毁魏征墓碑呢?这实在是因为魏征犯了为人臣子之大忌而死后又无利用价值所致。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 魏征得势受宠后，竟忘了自己与李世民曾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关系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是北齐之名门望族。他的生存信念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在这一信念支撑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五次主人，在他成为李世民门下臣之前，是以谋士身份奔走于李建成鞍前马后的。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若干条。李世民玄武门干掉李建成后，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你这个背主弃义的小人，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魏征则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李建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且又死不悔改的魏征，李世民居然以政治家的风度和韬略“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固然魏征当时的表现有他自己的谋略与心机，此文就不作分析了。

　　……对魏征就职后的许多谏言、谏书、谏条，李世民并非发自内心喜好和接受，这是李世民的一种政治姿态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对魏征的容纳来衬托自己的开明并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李世民也并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欢魏征，这从他对魏征任用的官职以及从贞观十年后就不再理会魏征就可以看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同样，为了使自己的口碑与形象目标可以达到，他又不得不忍受魏征的进谏。以至于李世民多次忍无可忍，在不同的场合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恐怕魏征的头颅早已落地。李世民忍到最后不得不将魏征赶走编史去了，远离了朝堂，落得了眼前的清净。这说明李世民对魏征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他也曾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

　　可惜的是，随着魏征的日益得势受宠，他忘记了自己与李世民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是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因为忘了自己是谁，魏征就多次扮演了老板他爹的角色。尽管他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使老板享受不到皇家的特权及愉悦，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二 魏征泄秘宫事戳了李世民龙之颜面，是魏征死后受辱的直接原因。

　　贞观十六年，魏征染病卧床，李世民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房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可魏征死后半年，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后来，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李世民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便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三 魏征越位荐相犯了李世民心之大忌，是魏征死后受辱的根本原因和政治原因。

　　为什么李世民对死后的爱卿魏征恨得如此深切?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认为，在李世民心目中，因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李世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李世民大忌。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李世民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李世民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征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罪责难逃。

　　分析至此，可能有朋友要问，那李世民为什么又要修复魏征墓碑呢，难道是李世民承认自己委屈了魏征不成?修复魏征墓碑是真，但这只是李世民为自己的光辉形象又添抹了一层重重的浓厚靓彩而已，并非想为魏征平反。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感觉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他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李世民的真正用意是修复了自己的面子，重塑了自己的纳谏惜臣形象.

　　通过对李世民为魏征重修墓碑之事分析，我倒认为李世民为自己和魏征二人的政敌君臣关系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李世民与魏征虽然并不是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关系，但二人是具有政治大韬略的政客之间，各自从对方身上博取青名又彼此澄清自身污名的利用关系，这一点，我想李世民心中是应该清楚的，而且在这场政敌相互利用游戏中，又对自己胜出魏征一筹感到颇为得意。

　　——因为玄武门政变后，是魏征免死重用事件洗净了李世民身上的血迹，澄清了李世民玄武门逼父让位、杀死兄弟、侄子、纳室弟媳的诸种污名。李世民通过对魏征的重用不杀和纳谏晋职在向世人证明，连魏征这种想置我死地的人，我李世民都能容忍重用，又怎么能忍心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呢，实在是我的这二位兄弟做事太绝，天殊当死。

　　——反过来又是李世民成全了魏征的地位和声望，澄清了魏征先后事奉多个主子不是忠贞之臣的污名。魏征通过对李世民貌似死谏的做法在向世人证明，不是我魏征反复无常事奉多主，实在是我以前的主子昏庸愚蠢不明智，而非我魏征不循臣道只忠一主并随其同死而终也。

　　李世民与魏征，一段明君和良臣的传说，一对政客极致利用的典范，明乎?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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