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扬李世民，其次肯定的就是魏征。不论是李世民还是魏征，因为共同对创造贞观之治做出了杰出贡献，君臣关系作为典范载入史册，千古流芳。

　　性情耿直经国之才

　　魏征，河北巨鹿人。魏征先是参加了李密的瓦岗军，后来几经周转归顺了唐朝，进入太子李建成的东宫任职，又陷入到太子之争的旋涡中，最后李建成被杀，魏征被唐太宗收服，并得到重用。于是魏征的满腔抱负，几经辗转，终于在贞观时代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旧唐书·魏征传》说魏征其貌不扬，素有胆智，每每进谏，触怒龙颜，他却面不改色。魏征有经国之才，性情耿直，无所屈挠。太宗和他议政，往往欣然接纳他的意见。魏征也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魏征的成功，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应该重视。

　　（一）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更能了解百姓心思。

　　（二）他博览群书，对《春秋》公羊学最有研究，对于“以德化民”的理论和实践，有很高的热情和很强的信心。

　　（三）他性格刚直，不屈不挠。

　　（四）他有胆量更有智慧，不仅有进谏的热情，还掌握了进谏的技巧。

　　魏征进谏，是一千多年以来的一段佳话。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魏征的进谏：敢于进谏、善于进谏、能够进谏。

　　贞观元年，右仆射封德彝为检点使，检点府兵。当时兵力不足，封德彝提了个建议，要把十八岁以上的中男，也检点入军。形势所需，皇帝就同意了封德彝的建议。敕书发出三四次，魏征坚持不签署。不但不签署，还要上奏，提出自己的反对理由，大概就是中男身体还没有长成之类。封德彝也不示弱，说中男也有长得很强壮的。太宗于是大怒，继续出敕，魏征还是不签署。唐太宗没有办法，只好把魏征和门下省负责人王珪都招来开会。太宗声色俱厉地说：“中男要是身形矮小，自然不会点入军中。若体貌魁伟，当然可以征发。你这么固执，简直不可理喻！”魏征正色说道：“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魏征是从国家更长远的利益来看待这个征兵问题，你不能把年轻人都点了兵，都点了兵，赋税怎么办？以后再需要征兵怎么办？你不能把人力一下子用完啊。国家治理要有长远规划，不能只看眼前啊。道理很简单，一讨论就明白了。皇帝就立刻下令，禁止下发这个文件。最终，皇帝被魏征说服，并奖赏魏征和王珪。

　　魏征敢于如此坚持，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他的话才有说服力。

　　寓贬于褒有理有节

　　魏征不仅敢于提意见，而且善于提意见。他能把道理说清说透，还善于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表扬的方式达到帮助皇帝改正错误的目的。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官衙内竞婢犯法，相关的官员都官郎中薛仁方把杨誉扣押起来调查，但是还没有最后提出处分。杨誉的儿子是千牛卫士，在皇帝身边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于是向皇帝申诉说：“按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没犯特别罪行不能被扣押，但是我父亲因为是国亲，所以受到非法待遇，不知道要被扣押到什么年月。”皇帝一听，自尊心大受伤害，命令将薛仁方杖一百，解除所有官职。杨誉儿子告状，明显是在挑拨，普通官员哪里敢专门跟皇帝亲戚作对。皇帝感情用事，竟然听不出这里面的问题。还是魏征出来讲话了，他说：“城狐和社鼠都不强大，只是因为它们有所凭恃，所以清除起来很不容易。何况世家贵戚，从来号称难治，汉、晋以来，朝廷对他们都没有办法。武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骄纵，自从陛下登极以来，刚有所收敛。薛仁方既是国家的公务人员，能为国家守法已经难能可贵，怎么可以随便妄加刑罚到他的身上，让这些外戚的私心得逞呢？这个口子一开，今后一定万端争起，到时候您必然后悔，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自古以来，能禁断这样的事情，只有陛下一人而已。防微杜渐，是国家正常的方法，怎么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唐太宗听后，马上接受了魏征的意见。

　　我们看到，魏征批评皇帝的做法，是以表扬为前提的。“自古能禁断此事，唯陛下一人。”这样说，有利于皇帝改正错误，不会让皇帝发生误解。寓批评于表扬之中，容易让皇帝接受，毕竟皇帝只有接受之后才能改正错误。同时，魏征提起武德时期外戚横行的往事，那是因为唐太宗对此亲身经历过，感触良深，所以更容易对眼前的问题有所认识。魏征进谏，从立意到证据到劝说角度，都有完好的搭配。既有利于国家未来发展，又有利于皇帝思考，最后有利于皇帝改正。当唐太宗表扬魏征的时候，魏征都一定强调，是皇帝引导求谏，所以才敢于进谏。魏征这样强调，一方面是事实，另一方面是为了突出皇上。这种突出，当然不是拍马，而是给皇帝以鼓励，保证皇帝在正确的方向上继续前进。

　　魏征被誉为良臣，这是有来历的。

　　贞观六年（或作二年），征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曰：“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计。”乃赐绢二百匹。

　　在这里，魏征辨明良臣与忠臣的区别。良臣当然有忠臣的禀赋和特性，但是两者下场完全不同。忠臣虽然获得美名，但是身死国灭，君主担当大恶之名。良臣是与君主、国家同荣，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这是魏征的心声，他不愿意得一己之名，而希望是与君主、国家共同荣光。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魏征的一生证明，他的这个愿望确实实现了。

　　明察秋毫防微杜渐

　　魏征善于从长远观察眼前，善于因小见大，重视防微杜渐。

　　关于征兵问题，封德彝的想法是只顾眼前利益，而魏征坚持长远利益；关于李泰的问题，魏征则看到防微杜渐的必要性。

　　贞观十年，因为皇帝很喜欢越王李泰（后来转封魏王），而李泰企图用皇上来压制大臣，特别是魏征等，他就向皇帝反映，大臣轻蔑亲王。皇帝对众大臣动怒：当初隋文帝的时候，亲王多厉害啊，所有的大臣都遭受过亲王的侮辱。我自然不会让我儿子这样，不会纵容他们，但是你们敢如此不尊敬他！皇帝龙颜大怒，房玄龄等吓得战栗拜谢。只有魏征颜色不改，凛然而谏，指出没有人敢于轻蔑越王。按照儒家的理论，大臣跟亲王是一个级别的，大臣是为国家工作，皇帝礼待大臣是应该的，大臣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也不容许亲王来侮辱他们。隋朝的例证是负面的，不足挂齿。魏征的声音甚至比皇帝还大。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处于无道的时代，别说亲王，谁都可以横行霸道，可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有一位有道明君在指挥我们，我们怎么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太宗听了魏征的话，立刻服气了，说魏征“言语理到，不可不服”，我那是私爱，他讲的是公法。于是下令三品以上的大臣，见亲王不必下车行礼。结果房玄龄等人受到太宗的责难，魏征获得奖赏。魏征能把道理说透，当然能够服人。

　　魏征还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地方。

　　贞观十五年，朝廷遣使者到西域册立叶护可汗，为了节约成本，又让使者顺路到各国购买马匹。魏征又出来提意见了，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西域可汗册立是大事，使者专门前往说明朝廷重视。结果使者又去买马，会让西域各国误以为册立可汗是顺路的，可汗是不被重视的。以后朝廷在西域的威信势必受到影响。只要跟西域关系良好，马匹还不是小问题吗？西域甚至会主动来奉献骏马的。唐太宗只注意节约成本，让册立可汗的使者一身二任，没有魏征看得全面，没有看到这种“节约”的害处。一经指出，太宗立刻明白了，马上命令停止购马。

　　我们常说艺高人胆大，魏征因为总能站得高看得远，能在别人没有感觉的地方发现问题，所以总给人以特别的印象，好像是胆量大，敢说话。其实，能够看清楚问题的各个方面，注意从不同角度提出看法，这是一种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基本立场。

　　耻君不如尧舜

　　魏征是贞观时期的重臣，对贞观之治多有贡献。他做事认真，有责任心，办事能力强。他还善于写文章，抒发心中的远大理想，所谓“耻君不如尧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照。综合魏征的贡献，以下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贞观定策，魏征是设计师。太宗曾经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过：“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这段话证明，李世民即位之初，关于如何治理天下问题争论不休，很多人上书建议使用霸道之术。而只有魏征依然坚持以德化民。而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征的建议，这使得魏征成为贞观之治的设计师。

　　第二、魏征是唐太宗的帝师。在贞观群臣中，对唐太宗影响最大的人，就是魏征。

　　唐太宗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对于臣下的功劳，唐太宗说法很具体，贞观以前房玄龄功劳最大。贞观以后，魏征功劳最大。具体的功劳是帮助皇帝：尽心尽职地献计献策，帮助我安邦定国，成就我今天的事业，为天下人所称赞，只有魏征一人。比起古代名臣，魏征一点都不差。

　　唐太宗有一次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李世民把自己比喻为玉石，而魏征为良工。唐太宗这个说法，就是很明白地承认魏征是自己的思想导师。

　　不仅太宗这样看，在其他大臣的眼中，魏征也确实每以培养帝王为己任。王珪的一个著名的说法，魏征“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

　　贞观二年，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王珪共同管理国政，一次大家陪同皇帝赴宴，太宗对王珪说：“你见识精准，善于言谈，从房玄龄以下，都评论一番。你也说说自己与大家谁更贤能？”王珪回答说：“一心为国，知无不为，我不如房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我不如魏征。文武之才兼备，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奏事详明，办事公允，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事务，条理分明，我不如戴胄。如果说抨击丑恶，弘扬道德，嫉恶好善，我跟各位相比，也有一日之长。”太宗表示赞同，大家也认为符合自己的想法，是确切的言论。

　　大臣之间，相互品评，实事求是，这种景象多么惬意。而太宗和大家都同意王珪的说法。这就是说，不仅李世民认为魏征是自己的导师，大臣们也认可魏征的这种角色，承认魏征经常以皇帝为自己的工作对象。他对自己君主的要求是很高的，是以尧舜为榜样的，如果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他会感到羞耻的。

　　就唐太宗而言，魏征是他十分需要的。贞观八年，太宗决定向全国各地派遣大使，检查工作，不合格的官员可以就地免职，所以使者的名称叫做“黜陟使”。这是监督地方工作的重要举措，而畿内道（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唐太宗很重视，问房玄龄等：“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右仆射李靖说：“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李靖这么一说，太宗立刻不高兴了，脸色忽然阴沉下来说：“我正准备去九成宫，这事也不小，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派遣魏征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要跟他分离，因为他能看到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改正我吗？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太没有道理。”最后呢？最后派李靖充使畿内道。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皇帝带领太子再次来看魏征，看见魏征病情如此严重，皇帝抚摸着魏征失声痛哭。有一天，皇帝夜里睡梦中见到了穿戴整齐的魏征，太宗猛然醒来，有人来报告，郑国公魏征去了。君臣之间，竟然如此感应。魏征去世，唐太宗感到损失巨大。太宗说出了一段响彻千古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说了这番话以后，太宗哭了很久。魏征是唐太宗知道得失的一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了，以后谁来提醒皇帝的政策得失呢。太宗对此真的没有把握。

　　君臣情感如此，如何不令人感动。

　　没有人是天生的皇帝，更没有人是天生的好皇帝。所有的皇帝，都有自己的成长史。帮助皇帝成长的就是他身边的大臣们。唐太宗成长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千古传颂，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魏征。唐太宗很幸运遇到了魏征，魏征更幸运遇到了唐太宗。他们相辅相成，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共同为中国人创造了一段永远值得骄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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