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通过逼迫杨廷和退休，通过严惩在左顺门请愿的官员，通过对张璁等拥护者的提拔和对杨慎等反对派的惩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有几个宫女竟然敢虎口拔牙，几乎活生生地要把这个不可一世的当朝皇帝勒死。这倒是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
说到这件事情，恐怕还得补充叙说一下嘉靖皇帝的身世，说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杬和母亲蒋氏到湖广安陆州后，一共生了四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最小的一个。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在出生之后五天就夭折了;他也没有见过他的大姐，因为这个大姐在4岁的时候也病死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6年，嘉靖皇帝出生时，他的二姐当时4岁。但当他6岁的时候，这个二姐也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10岁。
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之说，高出生率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出生率高，人口却并没有疯涨，这就和高死亡率有直接关系。因为那时的疾病防御和医疗系统都比较欠缺。但作为一个藩王府，经济条件应该比较优越，医疗条件也不会太差，四个子女竟然死三个，这就只能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第一，可能是这个家族的身体基因不是太好。第二，可能是这个家族对于湖广安陆州这个地方的水土不是太适应。当然，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到嘉靖皇帝13岁时，父亲朱佑杬也病死了，只剩下他和母亲蒋氏相依为命。母亲蒋氏对儿子的牵挂与关切，固然是母子情深，但不能不说这和前面三个子女的夭亡，以及仅存的这个儿子朱厚熜的身体并不硬朗有关。
从各种记载来看，这位嘉靖皇帝确实从小就体弱多病，来到北京，又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特别是做了皇帝，成为后宫之中唯一的“男人”之后，问题就更多了。
当然，在后宫里面还有不少宦官在服役，但那都是形残之人，算不得真正的男人。这也是中国和东方各君主国的一个共同特点。为了保证皇位的后继有人，皇帝可以妻妾成群。各种小说和评书所说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并不过分。而实际上，不仅仅是后妃，在皇宫里面服役的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皇帝愿意，都可以成为他施欲的对象，都可以为他传宗接代。这是一个方面，由这个方面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为了保证皇族血缘的正统，除了皇帝和他的儿子们之外，在后宫服役的任何男人、任何有机会单独接触到后宫女人的男人，都必须是废除了生育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必须是宦官。
15岁开始做皇帝的朱厚熜，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在前殿，和他讨论国家事务、和他争论大礼议的人，都是须眉男人。而在后宫，陪伴他的，除了废除了生育能力的宦官之外，又全是女人。而且，这些女人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可以称得上是美女的女人。
男女之间，两情相悦，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一个15岁尚未完全成年的男人、一个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男人，面对着如此多的如花似玉的美女，而且，这些美女从法律上说都可以由他随意占有，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于是，就开始有人向皇帝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主意有两种。第一种主意，是劝说皇帝清心寡欲，多考虑国家大事，少接近女人，生活要有规律。但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接受这种主意的皇帝好像不是太多。嘉靖皇帝也属于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皇帝之一。第二种主意，是建议皇帝想办法强身健体、想办法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嘉靖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帝，一般都乐意接受这类的意见。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出这种主意的人在教嘉靖皇帝学习体操、练习武术，比如华佗发明的“五禽戏”，比如传说中由朱元璋发明的“洪拳”，或者是“少林功夫”、“武当拳术”等。看到的只是不断有人给他进献房中术、不断有人给他提供长生不老药。
有一位非历史学家说到他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某一个朝代皇帝的子嗣即后代发生问题时，也意味着这个皇朝正在走下坡路。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它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朝代的某些皇帝生儿子艰难，或者生了儿子却难养活，那当然说明他们的体力或精力下降，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意志和力量，没有太坚定的信心去管理国家了。比如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儿子、孙子，还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现问题。于是，明朝政权和清朝政权的统治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反过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前半生打仗、后半生管理国家，那得处理多少事情?但他却一口气生了26个儿子，女儿还不算在其内。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一生戎马，也有十多个儿子;康熙皇帝要管多少事情，倒有一百多个孙子，认也认不过来。而大明王朝、大清王朝则都是由他们创立或者推向鼎盛的。
嘉靖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权或者走向鼎盛，或者走向衰退的时代，而他恰恰又是一个体弱多病且在子嗣上出了一些问题的皇帝，这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明朝的国家走向。
嘉靖十三年九月，这时的嘉靖皇帝年仅28岁，却因病连续一个月没有上朝。而在这之前，更因为身体问题，嘉靖皇帝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亲自祭天了。当然，说是两年，其实也就是两次。每年的冬至日，皇帝得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嘉靖皇帝对这两件事情一并作了解释，这个解释记载在《明世宗实录》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朕自幼多病，每次发病，总要持续五到七天才见好。这些年来，朕的身体更不如前，已经两年没有去祭天了。本想好好进行调整，以便来年身体好转，能亲自祭天。但近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咳嗽多痰，夜不能寐，所以一个月都没法上朝。
嘉靖皇帝的这个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它也更能说明，嘉靖皇帝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别人对他父母亲的态度。试想这样一个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见好的孩子，父母亲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别是已经有三个孩子因为体弱多病而死，那么他们对这个“硕果仅存”的孩子又该是怎样的操心和劳神?
皇帝因病连续一个月不上朝，这并不少见。但连续两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却是前所未有。即使是不守规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为正德十五年南巡滞留南京而耽误了一次，尽管因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后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可见这祭天的重要性。因为皇帝自称天子，俗话说“君权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如果连祭天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品质了，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所以《大明集礼》中有“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的戒条。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还指望臣民为你尽忠吗?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不想亲自祭天，而实在是身体虚弱，无法成行。
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官员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
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有病就应该治疗，这本来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给皇帝治病和给普通人治病，却不一样。普通人病了，郎中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目的很单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却不同，他病了，专门给他治病的郎中，当时叫“御医”，也要望、闻、问、切，也要开出药方，也要对他进行治疗把病治好，但目的却不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众多的嫔妃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又得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当然是皇帝自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好好调养，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但满眼都是秀色，处处都是诱惑，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够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气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嫔妃，谁又愿意守着一个专心养病的皇帝?她们也希望皇帝能够身体强壮。
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托在一种人的身上，哪种人?就是既能给皇帝治病又能让皇帝迅速强壮的人，哪怕是假强壮、外强中干的强壮也行。而这种人也十分现成，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不在皇帝身边也不要紧，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万水也得把他们召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最能让体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满意的人，一个叫邵元节，一个叫陶仲文。
邵元节是江西贵溪人，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在当时，江西贵溪县龙虎山的上清宫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师道的“祖庭”，世代相传的张天师就住在上清宫，总领天下道教。所以这个贵溪也就以盛产道士而著名，邵元节就是当时龙虎山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人们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别是能治疗不育症。不仅如此，这个邵元节还有政治头脑。正德时，宁王在南昌谋反，派人用厚礼请邵元节，邵元节硬是托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荐邵元节。邵元节应召来到北京后，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见，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著名的道观之一显灵宫居住，专门掌握皇家的祭祀祷告。
尽管文官们对嘉靖皇帝宠信邵元节十分不满，但邵元节绝非浪得虚名。首先，这位邵元节一定是位气象学家。有一段时间北京该下雨的季节没有雨、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但经过邵元节的祈祷，雨雪竟然就下了。当然，这雨雪绝非是邵元节能够“祈祷”而来的，但至少他预测到了下雨下雪的时间，所以选择了适当的时间祈雨祈雪，这就有些像我们现在诠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一般。其次，邵元节一定是位男子不育症的治疗专家。嘉靖皇帝15岁即位后，尽管后宫佳丽三千，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生儿子，连女儿也没有。但自从按照邵元节的要求调节身体、崇信道教之后，当然，也是吃了邵元节配制的药物之后，三年的时间一过去，嘉靖皇帝竟然是“皇子迭出”。
有如此大的本领，嘉靖皇帝怎么能够不信任邵元节?你们文官反对我信道教、吃灵药，你们哪个有本事祈一场雨、祈一场雪，为老百姓的农事出出力?你们哪个又有本事，让我生几个儿子?你们不行，可人家邵元节行。
尝到了这个好处，嘉靖皇帝更加笃信道教了。道士邵元节死前，又向嘉靖皇帝推荐了术士陶仲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陶仲文的出现，促成了宫女对嘉靖皇帝的谋杀。
这位陶仲文是湖北黄冈人，本来在黄梅县为吏，却学了龙虎山道士驱邪捉鬼的伎俩。后来因事到京城，通过朋友的介绍，住进了邵元节在北京的宅子。邵元节很欣赏陶仲文的法术，将其推荐给了嘉靖皇帝，并且为嘉靖皇帝的儿子治好了天花，所以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
但是，尽管邵元节和陶仲文能够帮助嘉靖皇帝“皇子迭出”，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嘉靖皇帝的体弱多病。为了满足嘉靖皇帝的需要，陶仲文使出了全身解数，并且冒着风险为嘉靖皇帝配制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进献各种各样的房中术，让嘉靖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
但是，通过服药进补只能带来身体上的暂时性强壮，“验”的时候固然有，“不验”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嘉靖皇帝只希望“验”，而对“不验”十分恼火。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不验”是自己身体的本来问题，却怪罪于对方的配合不力，认为是对方配合不好而导致药物的失效。每当此时，嘉靖皇帝便对无辜的宫女乃至嫔妃进行惩治。嘉靖皇帝的性格本来就偏执怪僻，在大礼议中，人性中的凶残更一步步地迸发出来。药物失效的次数越多，对宫女嫔妃们不满的次数就越多，精神上的病态也就发作得越频繁。他开始把在大礼议中对外廷官员的惩罚办法行之于后宫。宫女嫔妃稍有不满，轻则厉声呵斥，重则棍棒相加，几年之中，因为细微小事而被打死、吓死的竟有上百人。嘉靖皇帝的第一个皇后，便是因为受到丈夫的训斥，惊吓而死。
什么叫“伴君如伴虎”，这才真叫“伴君如伴虎”;什么叫“暗无天日”，这才真是叫“暗无天日”。对于宫女、嫔妃乃至皇后来说，她们每天面对着的，其实是一个性虐待狂、性偏执狂。这个虐待狂、偏执狂一天不除，说不定哪一天死亡就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种事情对于已经没有人身自由的宫女嫔妃们来说，只能忍受，忍受皇帝给她们的非人待遇;她们只能等待，等待有一天被皇帝打死或吓死。但在她们之中，却有几位宫女不甘忍受、不甘等待，她们准备与这个恶魔同归于尽。
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如果算公历，应该是在1542年的11月的一天夜晚。
这一天，皇帝在服用了陶仲文炼制的药物之后，来到了一个封为“端妃”的曹姓宠妃的住所。曹妃的这个住所名叫“翊坤宫”，和皇后居住的“坤宁宫”相距不远。这位曹妃虽然受到嘉靖皇帝的宠爱，却也时时遭受他的虐待。而侍奉曹妃的宫女，更是屡受凌辱和责罚。
在这些宫女中，有一位叫杨金英的，既为曹妃抱不平，更对自己的命运而担忧，她串联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准备在皇帝再次来到翊坤宫时，与皇帝同归于尽。
这一天，皇帝来了。照样是一阵折腾，折腾之后便昏昏睡去。曹妃侍候完皇帝歇息，便去沐浴更衣。趁着这个机会，杨金英等人一拥而上，把嘉靖皇帝死死按住。皇帝从梦中惊醒，正要叫喊，却被人用布团塞住了口。宫女们虽然平日也要从事各种劳务，但哪里想过要蓄意杀人，而且还是杀当朝皇上。仇恨使她们齐心协力要杀死皇帝，但是，杀人的胆量和手段她们却并不具备，更说不上娴熟。
她们只知道人是可以用绳子勒死的，所以她们便用了一条丝绳，把嘉靖皇帝的脖子套住，然后用手拉扯。嘉靖皇帝拼命挣扎，她们便又打了一个结。但就是这个结打坏了，两个死结套在一起，越拉越紧，却就是勒不死皇帝。另外几个宫女急了，她们拔下自己的金钗、银簪，朝着皇帝身上便是一顿乱刺。
嘉靖皇帝从小在父母手掌心里长大，哪里经过这种阵势。且不说他又被多个宫女按住，动弹不得。即使没有按住，恐怕也吓得动弹不得。
所有这个过程，也许就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但对于宫女们来说，可能就像是过了一辈子。
眼见皇帝勒不死，有人害怕了，认为这皇帝他就不是人，他是“真龙”，是“真命天子”，他的命是归上天管的，可能不是人力可以谋害的。于是越想越怕，一个名叫张金莲的宫女跑出翊坤宫，直奔皇后住的坤宁宫自首。这是嘉靖皇帝的第三位皇后了。皇后听说一群宫女谋杀皇帝，大吃一惊，连忙带人赶往翊坤宫救驾。
杨金英等人见势不妙，只得抛下皇帝，四处奔逃。但这皇宫内院，又哪里能跑得出去?最后一个个被抓了起来。
皇后一面带人解开套在皇帝脖子上的绳索，一面派人召来御医。此时的嘉靖皇帝，虽然没有被勒死，却也吓得昏了过去。而伤势其实并不太重，只是被宫女们乱挥钗簪，扎得浑身是血。
没有被勒死的皇帝被救了，谋杀未果的宫女们，包括那位临阵脱逃、自首报信的，以及曹端妃，全部被处死。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又在后宫发生，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据说宫女们被处死的那天，以及此后的连续几天，北京及京郊地区，漫天大雾。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在可怜这些命运悲惨的年轻女子。当时正值初冬，大雾天气本来十分正常，但人们却把它和“壬寅宫变”宫女被杀联系在一起，可见这个嘉靖皇帝虽然躲过了一劫，而且自认为是上天对他的庇护，但在民众的意识中，他却是最应该死的，他已经成了独夫民贼。
这个突如其来的“壬寅宫变”对于“大难不死”的嘉靖皇帝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个“壬寅宫变”的失败，对于明朝、对于国家、对于老百姓来说，却可能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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