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一向重男轻女，把持大权的女人，大多数情况都被看做“红颜祸水”，而从执掌朝政到改朝换代，更是被视为大逆不道。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武则天差不多把红颜祸水和大逆不道都占了，她的一生，也因此毁誉参半。之所以还有“誉”，原因就在于她做皇帝时期的赫赫政绩。

　　武则天在位的武周朝，虽然取唐王朝而代之，但观其一生，却继承了唐王朝的盛世之路，在武则天的统治下，唐王朝的经济、人口、户数、生产乃至军事力量，都保持着勃勃发展之势。对内，武则天把“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标准，鼓励发展生产，安置土地兼并下的逃亡农民，缓和社会矛盾;对外，武周王朝重振兵革，收复了被吐蕃侵占的安西四镇，巩固了在西域的统治，并且在青海、甘肃、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推广汉族的农业技术，实行屯田。尤其是河套地区，这个今天中国小麦的重要产地，实是从武则天在位时农业开始勃兴。

　　而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也在武则天时期到达了一个新阶段。她是寒门出身，因此在科举选拔中重才学而轻门第，大批寒门出身的官员也因此大展宏图。如上种种，不但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但是在武则天统治的末期，她和她苦心经营的武周帝国，却实实在在地陷入了危机之中。比起登基后大多数时间的旺盛势头，武则天在位的末期，武周王朝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一切，既有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有她本人的荒唐所致。

　　说起武周王朝晚期的种种弊政，可以举出很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是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问题，其实不能完全算到武则天头上，因为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了，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后，穷的要卖地，富的要扩地，如此，就会有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国家税收缩减，甚至造成动乱。对“唐朝——武周”时期来说，土地兼并尤其致命，因为此时中国的税收，以均田制为基础，中国的军事制度，以府兵制为基础，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国家土地制度前提下的，一旦国家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兼并而遭到破坏，造成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当时的中国，在经过了唐太宗、唐高宗两朝之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贫富差距也因此出现，土地兼并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是历朝历代，都会有有识之士出台法令，遏制土地兼并的发展，所以事在人为，如果武则天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可以把土地兼并遏制在可控制范围的。

　　武则天登基之后，格外重视农业，她颁布了《兆农本业书》，把农业生产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并且颁布了垦荒法令。在早期鼓励农民垦荒，且对垦荒土地给予免税政策，中国东南，特别是江南地区大量荒田得到开垦，都与这个政策有关，中国南方经济也是从此时开始，逐渐超越了北方。武则天在位时期，中国的人口从唐高宗时期的315万户上涨到武周朝末期的615万户，几乎增长了近一倍，但是高速的经济发展下，土地兼并也不可避免。

　　土地兼并，其实在唐高宗在位时期就很严重了。唐高宗在位时期，因为江南土地兼并造成矛盾，浙江就曾发生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个叫陈硕贞的女子，自号文佳皇帝。虽然仅过了一个月就被镇压，但土地矛盾已经凸显。武则天即位初期，为了稳固统治，采取了削减赋税，减少劳役等政策，经济得到了稳定和发展，但是另一件事情，却成为武周朝土地兼并的催化剂。

　　武则天能够成功夺位，一方面是凭借了自己深不可测的心机以及李唐皇室势力的衰弱，另一面，来自于她自己“团队”的努力，尤其是作为她后援的武氏宗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武则天一面大行封赏，一面对其宗族的圈地行为，采取了纵容漠视的态度。武周时代的名臣狄仁杰，早年就曾揭发过武则天侄儿武攸嗣的圈地行为，武则天非但置之不理，狄仁杰之后反而遭到报复，险些冤死在狱中。从此以后，武氏宗族的圈地行为愈演愈烈，仅在河南地区，属于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名下的土地，就多达2000多顷，其中相当多的是府兵的土地，如此一来，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军队的土地也没有保障。同时武则天也极好“滥封”，对宗族子女的封赏大手大脚，相当多是“慷国家之慨”，将大量属于百姓的土地封赏给宗族，结果，就是国家税源锐减，百姓流离失所。而且相比于武则天早期的“轻赋税”，武则天晚年的武周王朝，在横征暴敛上也颇遭诟病。武则天崇佛，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大修寺庙，滥派徭役，以至于百姓纷纷逃亡，而相关的费用，则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土地兼并又兼赋税沉重，结果，自然是民不聊生。

　　而土地兼并的严重后果，也影响到了军队，尤其是武周朝的对外作战。公元696年，契丹李尽忠反叛，武则天多次出兵讨伐，却屡遭败绩。武则天恼火之下，将李尽忠改名叫李尽灭，仍然无济于事。关于这场战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负责作战的河北地区，府兵制因土地兼并遭到严重破坏，士兵大量流亡。与此同时，武周朝在与吐蕃、突厥的作战中也败绩连连。特别是武周朝末期，突厥大举反叛，多次攻略边境，武周军队却无还手之力，自贞观年间天下无敌的中国军队，此时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边防形势。

　　而在经济方面，武则天的晚年到了什么地步呢?《旧唐书》载：天下户口，亡逃过半。615万户的账面数字，在民户逃亡下成了空文，对经济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武则天晚年的另一大荒唐事，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荒淫”。

　　武则天宠幸男宠，从登基后一直未绝。她登基的时候已经67岁，之前的大多数时光一直忙于政治斗争，帝位稳固后，武则天终于开始享受“爱情”生活。有历史记录的武则天公开宠幸的第一个男宠，是僧人薛怀义，俗家名叫冯小宝，原本是洛阳城一个卖药的，早在武则天做太后时(公元685年)他就得到了武则天的宠幸，而后飞黄腾达。为了掩人耳目，武则天命他出家为僧，以僧人身份出入宫廷，以方便二人幽会。对这位小和尚，武则天真是喜欢得不得了，专门为他修建了一所“明堂”，并加封为威武大将军、梁国公。这位薛怀义，并非今人想象里凭色相吃软饭的“小白脸”，相反孔武有力。公元693年还曾作为行军道总管，统兵讨伐叛乱的突厥人。而且对于武则天的登基，薛怀义也起了宣传作用，他极力在民间散步舆论，鼓吹女主下凡，为武则天的登基造势，甚至还专门组织了“和尚请愿团”和“尼姑请愿团”，请求武则天登基，鞍前马后立了不少功。但此人人品确实差，为人飞扬跋扈，在洛阳城专门收罗了一批流氓当和尚，整天横行霸道，就连武三思等武则天的侄儿，见了他也毕恭毕敬，当然也有不买账的。有次薛怀义当众辱骂宰相苏良嗣，被苏良嗣一顿痛打，事后薛怀义找武则天哭诉，武则天却很明事理，并不偏袒薛怀义，反而警告薛怀义要老实做人，并让御史周炬将薛怀义属下的小流氓全部治罪，这时候的武则天，公与私还是分得清楚的。

　　后来薛怀义嚣张跋扈惯了，又加武则天有了新宠，对薛怀义日益冷落，结果争风吃醋的薛怀义，竟然一把火烧掉了武则天为他修建的明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薛怀义从此彻底失宠，之后就消失在历史中，有说是被太平公主除掉了，有说被武三思杀掉，总之，不再受武则天宠爱了。

　　除了薛怀义之外，武则天早期宠爱的另一个男宠就是太医沈南缪，但这位沈太医为人胆小谨慎，性格宽厚，整日里只是小心翼翼地侍候武则天。因为武则天宠信他，气得薛怀义把明堂烧了，事后这位沈太医担惊受怕，没多久就去世了。

　　武则天早期宠信男宠，尚限于私生活方面，除了引起许多流言飞语外，并未对朝政造成太多影响，到了她晚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因为两兄弟的出现——张昌宗、张易之。

　　这两兄弟是从公元697年开始得到武则天宠幸的，和之前男宠不同的是，这两人极有政治野心。比起薛怀义的飞扬跋扈，沈南缪的如履薄冰，这哥儿俩却如鱼得水。张昌宗擅长音律，张易之擅长歌舞，兄弟俩一唱一和，把武则天哄得整日心花怒放。从此他们俩开始干预朝政，最先是大收贿赂，卖官鬻爵，并且很有诚信，特点是收钱就办事。一次一个姓杨的向张易之行贿，张易之家人忘了这个人的姓名，张易之二话不说，把京城所有姓杨的都升了官，但朝政的腐败，却也因此加剧了。

　　收点钱也就算了，日久天长，这哥儿俩开始排斥异己，尤其是武则天晚年，兄弟俩权倾朝野，因圈地一事嫉恨宰相魏元忠，便罗织罪名将魏元忠陷害，而后，李旦、李显两个武则天的儿子为巴结这哥儿俩，竟然奏请为他俩封王。晚年的武则天，整日沉迷于和哥儿俩的享乐，国家大事也多荒废，吐蕃进犯凉州，突厥侵扰朔州，武周朝皆反应迟钝。公元705年正月起，武则天干脆不见群臣，关门和哥儿俩玩乐，大权也不抓了，因此，她的丧钟也敲响了。

　　公元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联合右武卫大将军李多祚，于正月二十六日包围洛阳皇宫，同时迎立皇太子李显复位，逼武则天退位，两位小男宠也被张柬之杀死。内外压力之下，武则天被迫退位，10个月后，83岁的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溘然长逝，留下一座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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