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遗诏内容是什么？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祥，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纪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事到临头，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正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掉包了吗?
这个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地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寥寥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清，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
赵高篡改遗诏事件：当时，秦始皇病重，因不能处理祭山川之事。于是，他派出了内政大臣蒙毅代替自己来行使此事。直到他死，蒙毅也没有回来。蒙毅本是大将蒙恬的弟弟，蒙恬为将军主攻伐，蒙毅为上卿主内政，位在李斯之上。秦始皇巡游，蒙毅始终跟随，可就在最后一次，他居然被秦始皇外派。这只是个偶然事件，但却使赵高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假设，如果蒙毅不走，接受遗诏的肯定是赵高、李斯与蒙毅。且不说蒙毅的政治觉悟，赵高想要谋害他的哥哥蒙恬，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
据此看来，秦始皇的遗诏本可以明示天下，而今天，我们只能假想这种光明了。假设蒙毅不离开秦始皇，假设扶苏不死，假设蒙恬不放兵权，秦帝国的历史必将改写。
但是，这道第一个皇帝的第一份遗诏居然走进了黑暗，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黑暗，并以雷霆之势冲向灭亡。
赵高登上秦帝国的舞台后，先是哄骗胡亥脱离朝政，疏远朝臣。他对胡亥说：“天子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不能常见人面。群臣不能见到您的面，是为神秘，天子就是神秘的代名词，所以称为‘朕’。”
胡亥傻，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赵高独揽了朝中大权，朝臣怨声载道，然而无论如何都见不到神秘的胡亥。
接着，他又怂恿胡亥肆意纵乐，把秦始皇时的严刑苛法更推进一步。于是，法令诛罚日益严酷，群臣人人自危，文官想要逃跑，武将想要造反。
最后，他将秦室的宗亲全部剪除，他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都很怀疑，而诸公子都是您的兄长，大臣们又都是先帝时的臣子，您刚刚坐江山，还没有稳当，我很担心他们会搞鬼。”
胡亥惊讶，赵高立即让他安心：“全交由我处置。”
于是，赵高将秦始皇的十二个公子和十个公主全部处死，秦始皇辛苦撒下的种子还没有长成大树，就被赵高一一砍断。想必秦始皇在地下肯定是咬牙切齿、怒目圆睁的。
在各地农民起义烽火连天时，帝国最伟大的将军纷纷被赵高弄死，蒙恬、章邯等，这些本可以暂时挽救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死在了赵高与胡亥的手里。由此，秦朝的中枢系统被破坏殆尽，等待秦朝的只有灭亡一条路。
为了验证自己的努力，赵高玩起了指鹿为马的把戏，对其中敢指鹿为鹿的大臣一一打击，于是，群臣都对他恐惧不已，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胡亥也是身不由己了。
秦始皇经营三十多年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统一的江山，还有足以维持一个帝国的文臣武将，而赵高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将这一切破坏掉。一个没有了臣子的帝国，已经不能称为帝国，支撑帝国的柱子早被赵高抽走了。
秦始皇死后才一年，帝国就烽火连天了。一方面是这些被压迫了很久的百姓武装从外部攻击这个帝国，另一方面赵高从内部挖掘这个帝国的地基，二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赵高在帝国的内部，不容易被清除;可百姓在外部，却能有效地预防他们“犯上”。秦始皇死后，帝国虽然危机四伏，但当时的情势也并非完全不可挽救。每一新任皇帝都会给百姓带来希望，新主继位，有着良好的政治的客观条件，只要统治政策略作调整，省刑轻徭，社会危机就会大大减缓。
让人可惜的是，我们那位二世皇帝胡亥像是很怕自己的皇位传给三世一样，他选择了肆意纵乐，在赵高的操纵下，他领着帝国迅速地走向深渊。
秦朝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到奇怪的朝代，历来略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对它的迅速强盛与迅速衰败震惊不已。就像是一只从森林里冲出来的威风凛凛的老虎，人们还没来得及欣赏它的雄伟风姿，老虎就突然倒地死掉了。事实上，秦朝的灭亡并非是短时间的事。这样一个大帝国即使有胡亥那样的三流之人来折腾，凭借惯性，它也能走得好远。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一直激战了两年，秦帝国才宣告灭亡。
有人说，它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也有人说是因为它的军队的主力在南方，北方的造反大军才能屡屡得胜;还有人说，它的灭亡只不过是因为赵高和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
帝国未来的光明与黑暗只在一线间，可它是如何走向黑暗的?
关键是什么
秦始皇是中华民族的伟人，至少是帝制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第一，他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历史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第二，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留下的遗嘱并没有错，秦帝国以法立国，以法治国，走到他要死的那步时，已经举步维艰。秦始皇在最后的时刻，或许悟透了这一点。即使他没有悟透这一点，他把江山传给扶苏，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无可指摘的。秦朝疆域关键就在，这道遗诏能否顺利地实现他的想法。
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赵高会篡改遗诏，而赵高之所以敢篡改遗诏，贪欲之心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对扶苏的态度。尤为关键的是，赵高太了解秦始皇与扶苏的一切。
对赵高篡改遗诏的事件，许多人都认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如果不是秦始皇把自己喜欢的小儿子胡亥带在身边，还有掌管印玺的赵高陪同，那么，沙丘政变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如果没有象征着皇帝权力的印玺，政变也不可能成功。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赵高曾经被蒙毅审查过，险些丧命，所以他对蒙氏成员怀着很大愤恨，借此机会来铲除蒙氏成员。这样的分析结果就给人一种感觉：沙丘政变只是赵高个人的心血来潮、机诈权变的结果。
但无论是李斯还是赵高，都知道扶苏与自己不是同路中人，扶苏的那一套俨然是把百姓全部当做好人来指导。许多年后，我们知道了牧民之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指斥不如指导。在李斯看来，倘若辅臣卖力，扶苏肯定能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治世帝王。但当他们看到秦始皇怒气冲冲地将扶苏赶到鸟都不拉屎的上郡时，他们就不对这个储君抱有希望了，甚至都不想多看一眼，多想一想。赵高对扶苏的了解还不仅限于此，他曾对李斯说，扶苏孝心可鉴，父亲让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做。而对于蒙恬，赵高更是一语中的：他只听皇帝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给了赵高篡改诏书的勇气。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关键的，人心难测。一个人的性格并不可靠，人往往在危机来临时，会做出逆于平时的行为。赵高虽然对扶苏与蒙恬的性格了解，但这并非是他敢篡改诏书的最根本原因。
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的暗箱政治，这一政治形式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的始终。当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就跟赵高说：“这儿离咸阳还很远，不是一两天能赶到的。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开了，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倒不如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赶回咸阳再作处理。”
于是，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车门，放下窗帷子，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为了掩盖尸体发出的臭味，他们还特地买了一大批咸鱼，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都放一筐。就这样，车队周围的咸鱼气味，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如果我们假设，秦始皇死的消息被立即公布，扶苏还会自杀吗?
帝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暗箱政治的存在的合理性。君主集权专制，秉承上天旨意治理天下，无论是什么事都不希望百姓知晓。孔子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帝王的行事尽可能地少人知为最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稳定暂时的局势，但弊端显而易见。秦始皇的遗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游戏，参加游戏的第一个人偷偷地说给第二个人一句话，第二个人再把这句话传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最后一个人时，要他把那句话说出来，结果肯定不是第一个人说的那句。
这是一种信息的单方面传递，即使是没有恶意的传递都能发生问题，更何况是传递的人不怀好意呢!
事实上，秦始皇所创建的帝国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我们知道，在秦大一统前，中国是四分五裂的。也正是因为国家林立，疆域狭小，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只要不是太昏庸，治理起国家来就并非是难事。在秦始皇之前，没有人能统治这么辽阔的疆域，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秦始皇心里没底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秦始皇对帝国未来(他死后)的走向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他吞并天下后，曾召集群臣说道：“古时五帝把位子禅让给别人，三王却是让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位置，诸位以为如何?我该怎么做?”
许多人都不敢应对，只有一人回答道：“五帝禅让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成了一个官职，三王玩继承是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秦始皇听了这一解释，就仰天长叹：“我德要比五帝高尚，我想玩禅让，诸位有什么人选吗?”(吾德出自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讲话的人嘲讽道：“陛下您行桀、纣之道，却想行五帝之禅，怎么可以呢?”
秦始皇险些就跳了起来，怒道：“你给我滚过来!敢说我是行桀、纣之道，解释给我听，如果不耐听，杀你!”
那人就慢慢解释道：“陛下您大兴土木，把各地美女都招进后宫，又在骊山累死人命无数，依我之见，天下苦您久矣，即使您真想禅让他人，弄得这样半残的天下，谁敢接受?”
秦始皇默然良久，叹息作罢。
这件事记载于《说苑?至公》里，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秦始皇自己创建的大一统帝国面前，对未来江山之主的设计蓝图并没有展开。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述秦始皇遗嘱的前因后果，那就是，由于创建的帝国制度并没有达到十全十美的完善程度，尤其是在挑选继承人这方面，他更是没有经验，所以，秦朝由此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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