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教育作为一项关系到王朝治乱兴衰的政治文化活动，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重视。金王朝作为一个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少数民族政权，也特别重视宗室教育，从而使得宗室成为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金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人们往往将之归功于元好问、赵秉文、王若虚等汉族文人;实际上，宗室的贡献也不可低估。金代宗室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与金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是分不开的。金代宗室教育状况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从中可见金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

　　一、金代宗室教育及其强烈认同中原文化的价值取向

　　宗室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宗室的教育比普通家族的教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整个宗室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进而关系到整个朝代的治乱兴衰。因此，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宗室子弟的教育，金朝也不例外。金朝虽然是一个肇兴于东北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但也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在立国之初就大力支持、提倡学习中原文化，许多统治者本人就十分仰慕中原的灿烂文化，喜读儒家经典。不仅金朝政权吸纳了大量宋朝的官吏、知识分子参政，并将许多典章制度仿照中原王朝设置，许多宗室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主动结识汉文化学者并从之求学。金朝太祖时期“已留心于文事”。金朝初年的文化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金太祖能够重用辽宋的文人，使“金之文治日以盛”。到了金太宗时期，立“选举之法”，使国人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并且网罗文士， “使宋士多归之”。金熙宗即位，“通识汉语，尝授读于韩昉，知诗文，宗室大臣目为汉儿，亶亦鄙宗室大臣若异类”，海陵王登位后，提出了“朕方以文治”他自己“一吟一咏，冠绝当时”。到了世宗、章宗时，“儒风丕变，庠序日盛”，文事“粲然可观”。世宗时期虽然曾不鼓励对汉文化的学习，却极力发扬本民族文化，女真文化与汉文化是殊途同归的。“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金朝统治者对文化学习的积极态度，甚至以身示范，大力提倡，为当时的社会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使宗室子弟深受影响，也必然推动宗室子弟努力向学，使得文化学习在宗室中蔓延开来。

　　金朝的民族迁徙政策也为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作为一个兴起于东北并最终疆域囊括中国北方大部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的兴盛过程也是从东北一隅逐渐攻占领土和掳掠人口的过程。最终金朝领土从东北延伸到中原腹地，囊括了大片的汉族聚集区，而占领区的包括汉族的原住民，自然也就成为其治下的新增人口。其间金朝多次进行民族大迁徙，如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后强制大批汉人迁徙，掠“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女真统治者又 “虑中国怀二三之心”在灭亡北宋后，几次大规模地把多达数百万的女真人从东北迁到中原各地，监视汉人。这些民族迁徙活动造成了女真、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交错杂居。杂居的结果就是先进的民族文明被其他民族学习、吸收，各民族在文化的物质、行为、精神和制度各个层面上逐渐趋同并最终导致民族融合。而在王朝政权方面，为了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金代统治者也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手段，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其政权。特别从熙宗朝起，一大批优秀的汉族官员被选拔出来担任中央机构中的各种高级官吏，参与了金王朝的政治决策。台湾学者陶晋生做过一个“金代统治阶层种族分配表”，统计出金朝统治阶层中各民族的比例，其中汉人占了40.1%，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的官员共占59.9%。所有这些都使得金代在民间和官方两个阶层内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中原文化作为先进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向心力，兼容并蓄地把不同文明凝聚为一个更加丰富的文明，把不同的民族融合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作为在社会功能层面上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群体的知识结构的教育来说，更是民族融合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突出表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

　　二、金代宗室教育培养人才的举措

　　金朝统治者为了宗室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像宋朝那样设立专门的宗室教育机构“宗学”和“宫学”，但是也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许多举措或者是在教育机构的形式上仿效了中原文化政权宋朝，或者是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就是以讲授中原文化为最主要的内容，女真旧俗的影响和传承逐渐式微。总而言之，从金朝针对宗室教育采取的举措及教育内容来看，其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和认同逐渐加深;皇室的教育态度也作为示范影响到民间，引起了广泛效仿，文化认同和融合的趋势不可逆转。

　　金朝建立后，在教育的设置方面仿效辽朝和宋朝设立学校。《金史·选举志一》记载：“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了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同年诏“定宗室、宰相子程式等第”。府州学设置的地区有很多宗室居住，特别上京“王业所起”、“宗室聚居”，很多宗室子弟入府学接受教育。从上述《金史?选举志》的记载可见，国子监所收的子弟大部分都是宗室子弟及非宗室的贵族子弟，偶尔也收些才华出众者，金朝的国子监实际上具有与宗学和国学一样的职能。在设置专职教育官员方面，金朝同中原王朝一样，在东宫、王府设立官属，专掌宗室子弟的教育。金朝宫师府内设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等，专门负责太子的教育。海陵天德四年(1152 年)，“始定制宫师府三师、三少”，这些人不仅掌保护东宫之事，还“导以德义”。东宫僚属左谕德、右谕德、左赞善、右赞善，专“掌赞论道德、侍从文章”。东宫官员的人选是很严格的，海陵主张“上智不学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学而成者。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另外金朝也很重视对亲王府子弟的教育，亲王府设傅一人，“掌师范辅导”，设府文学二人，“掌赞导礼义、资广学问”。这些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都是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影响而成。

　　除了在以上仿效中原王朝设置的官方机构中学习，金代宗室子弟还可以入私塾(私人的学校)或者直接结交汉族文人从之学。在金朝有不少汉人知识分子、有才华者办立私塾。如高霖，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调符离主簿，后“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恒数百人”。赵质，“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这些私塾是由谙熟中原文化甚至本身就是曾经在中原王朝内任职的优秀学者开设。又如出使金朝的宋人张邵被扣留在上京会宁后，“金人多从之学”，讲授《易经》，“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座，鸣鼓为候，讲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史书中明确记载有宗室子弟入私学接受教育。宋朝另一位被扣的入金使者朱弁在金朝守节不屈，开馆讲学，“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此外很多宗室成员通过结交汉族文人来学习，完颜亮“延接儒生”。完颜允恭“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完颜永成自幼喜读书，晚年所学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与切磋，接之以礼，未尝见骄色”。完颜陈和尚，字良佐，“为人爱重士大夫，王渥仲泽在其兄幕府，良佐从之游，学仲泽书，极可观”。完颜璹与很多汉族文人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等交善。可见宗室成员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非常景仰并愿意积极主动地求学。在与汉族文人墨客的交往中，宗室们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与熏陶，掌握了大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知识。

　　除了官学和私学，在宗室家庭内部还经常会有多种形式的教育。其中一种形式是请家庭教师，受聘的多为汉族知识分子。熙宗“幼时，词臣韩昉已教之学，稍赋诗染翰”;张用直少以学行称，宗干曾延置门下，使海陵及其兄充从之学;宣宗“设学养士，辟馆集贤，……体貌以礼大臣”。皇帝还对宗室子弟采取定时、即时教育，往往贯穿在日常的交谈之中，并且以中原王朝历史典故为谈话内容。如世宗曾对太子说：“朕思汉文纯俭，心常慕之，汝亦可以为则也。”此外以身示范、临终遗训等也是金朝统治者采用的对宗室子弟的常见教育方式，其内容也多为儒家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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