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明万历八年)8月7日,祖籍罗马教皇国马切拉塔(今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开启了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漫漫长路。

　　在清初,这种交流曾一度十分热烈,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官选拔制度成为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推动力之一,而洋枪洋炮、西洋钟表、眼镜、肥皂等近代西方科技产物,和部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来。

　　然而这一交流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在中方看来,西洋人的长处在于“奇巧淫技”,而其思想、理论则是异端邪说,远不如中国的经史子集。而在这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看来,他们推广西方文化、为清廷造枪炮,都是为了更好传教,在他们看来,这些西方文化产物是“末”,而传教才是本职,且这些人中大多数对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只是一知半解,有些甚至毫无兴趣,这使得彼此的交流大打折扣。

　　1704年11月20日,在原教旨的意大利传教士黎安当推动下,罗马教廷宣布不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被激怒的康熙随即下令全国禁绝基督教,中西交流的黄金时代,也因这次飞来横祸,暂时戛然而止。

　　然而被禁绝的仅仅是基督教在中国人中的传播,许多西方人仍然在中国活跃,中西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只是规模和范围被严格限制。

　　在宫廷里,清初几位皇帝对西方事物有不同程度的兴趣:顺治对基督教有一定好感,并在皇宫内接种牛痘；康熙对数学、天文学都有浓厚兴趣；雍正酷爱眼镜、西洋发条玩具,还曾经吃西餐,戴上西洋假发画像；乾隆是出了名的自鸣钟爱好者,当英国特使马尔戛尼来访并呈上自鸣钟时,他曾不屑一顾地表示,自己的收藏远比英国人送来的更好。

　　在民间,尽管清代实行海禁,中国人出洋受到严格限制,但西方商人仍可在广州,通过“十三行”与中国做贸易,大批茶叶、瓷器被销往欧美,这些西洋商人也扮演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德化、景德镇的瓷器上出现了西洋神话故事,而荷兰的代尔夫特、法国的利莫日也在交流中逐步成长为西欧的“瓷都”。

　　此期间中国境内介绍西学的书籍很少,但西方却开始流传着介绍中国的书,如安文思的《中国新志》,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大全》《中国道德与哲学》等,在西方掀起了一阵中国热。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一点点打开了大门,五口通商和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让更多的外国人开始到中国来寻找机会和运气。和此前以传教士为主的单一结构不同,这时期来华的洋人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他们中有许多是商人,也有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如美国人华尔,后来招募中国人组建洋枪队,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成为中国采用西法练兵的开山鼻祖；美国人白聚文,曾接替战死的华尔任洋枪队统领,后来却叛投太平天国,企图跟洪秀全联手灭清,平分疆土,遭拒绝后多次在清、太间来回“跳槽”,成为各方聚焦的风云人物。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清方洋务运动的开始,更多的“洋员”渗入中国社会,如英国人赫德垄断了中国海关关务；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帮助中国建立马尾船厂,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英国人戈登等帮助李鸿章等练兵,琅威理等协助中国建成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北洋舰队。由于洋务运动的重心在北洋大臣驻地——天津,当时的天津成为洋人聚居的又一胜地,这些人有的试图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有的则将从铁甲舰到火柴,五花八门的洋货推销到中国。

　　毋庸讳言,这些洋人中有许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的到来,使得中国主权丧失,资金外流,如赫德主持海关,使得中国丧失海关权大半个世纪；法国人援建的马尾船厂“像个大玩具”,10年苦心经营,却抵挡不住法国远征舰队的一次袭击。但在客观上,洋人的大批涌入,让中国人更感性地了解到,西方的强大并非仅仅由于“奇巧淫技”,“船坚炮利”,而是由于科学、文明和体制的进步,中国开始系统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思想和制度,正是从这些各怀心思的“洋师傅”涌入中国开始的。

　　辛亥革命后,来华的外国人更呈多样化趋势,其中多了学者、教育家和记者的身影。

　　中国政体的剧变引起许多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一些人试图“为帝王师”,兜售自己的理论,如美国学者古德诺就曾任袁世凯顾问,兜售过“中国不宜共和论”,另一些学者,如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则抱着文化交流的兴趣来华访问。

　　庚子赔款让中国大伤元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让中国收回部分权益,其中一部分返还的庚子赔款被西洋人用于发展教育,这笔资金吸引了孟禄、推士都、麦柯尔和司徒雷登等人来中国发展教育,燕京、南开、暨南、同济等一批近代高等学府,都因此拥有了或多或少的外国血统。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则在中国农村开展调研,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他们中包括明恩溥、凯恩、迪特莫尔、白斐德、甘布尔、戴乐仁、白克令等等,他们以“旁观者清”的视觉和现代统计手法,为中国农村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外国记者并非在这一阶段才进入中国,但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却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时代周刊》大篇幅报道中国抗战,曾震撼了欧美,为中国赢得国际普遍同情,而“3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拉)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独特地位,更是难以磨灭的。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传教士和大多数在华西方人离开中国,但“苏联老大哥”又在社会各个层面充当了独特的桥梁作用,直到中苏论战,这种友好关系才戛然而止。此后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在华的外国人如凤毛麟角,但绝非销声匿迹,拍纪录片的荷兰人伊文思,教排球的日本人大松博文,武汉的“一米七”和德国专家楼,中苏关系最紧张时从苏联进口的直升机……一些外籍教师、专家也依然在学校、电台等岗位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存在,让中国不至于彻底被外界遗忘。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中国国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北京、上海的街头,您随时可能碰上任何一个领域的国际名人,“文革”期间,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骑自行车上街,曾每每被好奇的中国民众“善意围观”,而当他的儿子、小布什总统来华访问时,人们已经可以处之泰然了——反正自里根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来过至少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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