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匈奴是古代蒙古大漠，草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戈壁大沙漠，最初在蒙古建立国家，前215年秦始皇在位年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匈奴自汉武帝元光六年起开始受到汉朝军队的攻击，汉武帝元朔六年匈奴将主力撤回漠北地区，至汉武帝元狩四年匈奴国已经完全退出漠南地区。匈奴人的最近后裔是蒙古族。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六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白登之围”后，冒顿单于屡次违背汉朝与匈奴所订立盟约，对边界进行侵扰劫掠活动。刘邦为了休养生息，采纳刘敬的建议，欲嫁长公主与匈奴和亲，吕后不答应，日夜泣，刘邦改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派刘敬作为使者陪同前往。此外汉朝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自此，汉与匈奴约定结为兄弟，各自以长城为界，两国的关系得到暂时的缓和。

　　这样的耻辱是不被汉朝人接受的，因此“灭匈奴”就成为了刘邦之后几代君王的头等大事。

　　很多的读者都认为汉武帝之前的汉朝帝王没有骨气，只知道送女人去讲和，因此认为文、景二帝就是软弱皇帝。其实不然，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很想与匈奴一战的。文帝和景帝对匈奴的态度说明一切。

　　文帝：

　　汉高后八年，吕后死。文帝即位，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文帝急令丞相灌婴将车骑8万迎击匈奴，自率诸将诣甘泉宫，作为应援。匈奴右贤王见汉军大队来攻，遂退出塞外。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由此表明汉文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十四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萧关、彭阳，烧毁中宫，前锋直抵雍县、甘泉，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文帝后元四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文帝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第二年，文帝死。文帝对匈奴的战争始终处于被动，唯一一次想主动，结果匈奴还退兵，他自己也死了。

　　景帝：

　　景帝即位，汉朝经济在文帝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只能是有战有和，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但，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一：马政建设

　　中原地区缺马，不利于骑兵的壮大。景帝即位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扩大在西边、北边的马苑，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仅官府的马匹就发展到40万匹，民间马匹更是不计其数，这位武帝攻打匈奴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二：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景帝对匈奴是且战且和，以和为主，但也可以看得出，他是多么希望解决匈奴问题。

　　从上述汉文帝和汉景帝对匈奴的处理方式来看，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想与匈奴一战的，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只能选择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储备足够的军用物资和实行“和亲”政策来维持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和亲”政策固然是丢人，但丢人总比被灭国或者战乱不断导致分裂强。

　　其实困扰文帝和景帝的何止是匈奴，汉朝内部的诸侯王叛乱更是让着两位皇帝头疼。汉初刘邦实行的政治体制基本沿袭秦制，但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不得已又恢复了秦代已废除的分封制，采用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但，刘邦认为异姓王终不可信，只能利用。因此他称帝以后，以种种借口除掉了之前为了争夺天下而封的异姓王。分封他的刘氏子侄为同姓王，并与群臣订下了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候者，天下共诛亡”，总的来说就是非刘姓不得称王，若是称王，天下兵马可共同讨伐诛灭，以此作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的辅助手段。

　　这是一个新的错误(在当时看来很合乎情理)，令刘邦想不到的是“外贼”防住了，可“家贼”出现了，并且“家贼”比“外贼”还不靠谱。异姓王造反，可能其他异姓王还能帮助皇帝征伐，就像春秋时期一样，诸侯王互相征伐，但眼里还是有周天子的。可同姓诸侯王呢?大家都是刘姓，都是高祖的后人，为什么你能当皇帝，我就不能当皇帝?所以文帝和景帝以及武帝时期刘姓王纷纷造反。

　　吕雉专权虽然可恨，但吕雉这一搅和，诛杀和打击了刘姓子孙，只是只杀掉了刘邦的儿子，很多孙子还是活着。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诛杀了吕后分封的吕氏诸侯王，拥立“代王”刘恒即位。

　　刘恒是汉朝口碑最好的皇帝，他宽厚仁义重孝道，推崇黄老之学，大力推行无为政治，结果刘氏诸侯王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坐大，纷纷造反，可刘恒还是很宽容的，没有主动杀死过任何诸侯王。文帝时期发生过两次刘姓诸侯王叛乱。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文帝派兵镇压，叛军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造反。尚未行动，即被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由于文帝仁德且一心想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又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所以对同姓诸侯王采取了采取姑息政策，直到文帝十六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的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当然文帝这样处理是采取了贾谊的《治安策》里面的措施。

　　“姑息养奸”这个词真的是很好。景帝继位，御史大夫晁错提出“削藩”主张，因此引起了诸侯不满。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共同发动“七国之乱”。最终景帝派窦婴和周亚夫平定。这也为后来汉武帝继续清除地方王国的势力，推行“推恩令”奠定了好的基础。

　　以上便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内乱，在有可能帝位不保的情况下，文、景二帝也不得不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军事基础，故而汉武帝才能专心打击匈奴。没有文、景二帝的付出绝对不会有武帝的击败匈奴成功，因此汉文帝和汉景帝不是懦弱，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我们在颂扬武帝的千秋伟业时，一定不要小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贡献，更不能一味的认为此二帝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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