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8世纪中后期，文字狱在乾隆帝的推行下愈发严酷之时，朝鲜和日本也正经历类似的文化统治。在日本，担任幕府首席老中的松平定信(1759-1829)推动宽政改革，于1790年制定《异学禁令》，将朱子学以外的“异学”一律禁止。在朝鲜，正祖李算在位期间(1776-1800)钳制“异端”，严防或取缔从清朝流入的书籍，搜捕天主教徒。那么这三个同时期的政策之间有何联系?
在朝鲜统治者看来，统治清朝的满人是外来的蛮夷，而朝鲜要以文明之邦自居，就必须坚持和守卫以朱子学说为核心的新儒学，并时刻警惕来自蛮夷的危险。来自大清或借由清朝传入的烟草、天主教和书籍，就是正祖李算要严厉管控的对象。朝鲜打击天主教的本质，是应对其对儒家正统地位所造成的威胁和挑战，同时也是反满情绪的表现。他们认为天主教能在大清“立足”，是因为信奉它的“蛮夷”处于较低的文化发展水平上。朝鲜政府不断逮捕和处决教徒，起初他们将搜索的目光锁定在教育水平不高的中下层，但很快便意识到天主教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力。李算曾一再告诫出访清朝的使者，勿要私带“禁书”回国。外交使臣在大清接触天主教，清人传教士利用相貌上的相似潜入朝鲜传教，这都使得朝鲜君主更有反满的理由。
1787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来自大清的“妖诞”“杂术”“方书”类书籍都要“严防”，事实上将更大范围内的理学、音韵、诗文、经书、史集、天文、地理、政典、小说等书籍都列入了禁止携入国境的清单，一旦发现即焚毁。天主教则属于“妖诞”，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复活和灵魂不朽。1791年是另一个分水岭，两个朝鲜天主教信徒烧掉了代表儒家传统的祭祀用具，酿成公共事件。Gregory N. Evon 写道：“正祖意识到，维护儒家经典的正统性，对于兑现朝鲜宣称自己是儒家文明捍卫者的允诺，至关重要。”
Gregory N. Evon分析了三个国家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他认为到18世纪后期为止，三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天主教早期在日本的传教比较成功，乾隆皇帝甚至在朝廷上重用耶稣会士，并曾公开表达对郎世宁(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画家)的尊敬和赞扬，但从根本上来说，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性是统治者的共识，郎世宁曾两次请求乾隆皇帝停止对传教士的迫害，未见奏效。论及差异性，Gregory N. Evon则认为，长远来看，日本试图实现各家学说的平衡，大清皇帝则面对着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同时存在多个宗教信仰的帝国，他们都难以像朝鲜君主一样持续地贯彻维护新儒家正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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