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清廷接到事件报告后，立刻由礼部发文，责成朝鲜政府迅速将人犯捉拿归案，等候北京派人审讯。随后，清廷下发敕书，以皇帝的名义通告朝鲜，上国将派遣查使，也就是专案组和朝鲜国王一起审讯犯人和该管的地方官。最为严厉地是，康熙的敕书点名要追究朝鲜国王平日里疏忽边防的罪责，并要“专案组”察议国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鲜王国咸镜道、平安道的边民数十人带着刀枪、鸟枪偷渡鸭绿江，在三道沟(今吉林省临江市境内)一带与清朝士兵发生冲突，枪伤驻防协领勒楚等多人，朝方1人中箭死亡、数人受伤。

　　这次冲突的规模很小，双方的伤亡也很少，却引发了康熙皇帝的强烈反应。

　　清廷接到事件报告后，立刻由礼部发文，责成朝鲜政府迅速将人犯捉拿归案，等候北京派人审讯。随后，清廷下发敕书，以皇帝的名义通告朝鲜，上国将派遣查使，也就是专案组和朝鲜国王一起审讯犯人和该管的地方官。

　　最为严厉地是，康熙的敕书点名要追究朝鲜国王平日里疏忽边防的罪责，并要“专案组”察议国王。这一处理，在以往的边民越界事件中，非常罕见。往往是清朝礼部咨文提出“察议”国王，再建议皇帝加恩“免议”。

　　朝鲜君臣期待中的高举轻放没有出现，只好在恐惧中严惩本国官民。

　　朝鲜国王派出2名文官为按核使，到鸭绿江沿岸地区搜捕犯人，前后抓捕入狱达数百人，押送至汉城(当时的朝鲜首都，今首尔)的也有近百，犯人越境处、原籍处地方官纷纷被捕，从郡级长官、军事主官，到道一级的官员，基本上一勺烩送解汉城候审。

　　另有部分官员先行自尽，如默许边民偷渡的厚州军官、土兵及佥使先后自杀。

　　朝鲜君臣对此并不在乎，他们更关心的是国王会不会“奉旨受辱”，干脆采取了拖字诀，先是以国王患病为由，要求免除郊迎礼，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明清时期，朝鲜作为排名第一的藩属国，在上国派“天使”来到汉城城西的迎恩门时，要扎结彩黄帐殿，设黄屋、龙亭、香亭于帐殿正中，鼓乐齐鸣，国王穿全套朝服率宗亲、百官在迎恩门内向“天使”鞠躬迎候。

　　待将敕书供奉龙亭之后，国王才可与“天使”一同穿过迎恩门到王宫完成迎接大典。这就是全套的郊迎礼。

　　怕当众挨骂，国王托病拖没了郊迎礼，朝鲜君臣又到“慕华馆”勾兑国王不参加“会审”，其中花了多少钱贿赂咱无从知晓，只知道清朝使臣坚持要求，审讯的最后一天，国王一定要出现。毕竟康熙皇帝有明文要求，再打马虎眼，就是拿自己脑袋开玩笑了。

　　朝鲜肃宗李焞虽然不情愿出场，对于犯人的定罪主张却非常坚决，提议施放鸟枪的6名主犯处斩、妻子为奴;其他越境者19人处死;地方官分别处以革职流二千里、降等二级或五级，清使满意之余，要求国王拟定一份“谢罪书”上交康熙皇帝。

　　朝鲜的大臣们很给力，觉得国王写这个东西像供状，太丢脸，请求处罚他们个人以换取国王的面子，清使退而求其次，允许国王口头谢罪。

　　朝鲜肃宗说：

　　“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于此，莫非禁令不严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

　　国王谢罪，这事儿该完了吧?

　　不好意思，没完，清廷还勒令朝鲜国王罚银2万两，朝鲜右议政(相当于右丞相)郑载嵩为首的三使臣上书抗辩处理过重，遭到清朝礼部的迎头痛击。

　　第二年的清朝礼部咨文，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历数朝鲜的诸多“罪状”，直斥朝鲜“主弱臣强”，并将三使臣抓捕后，押送朝鲜要求重处。

　　清廷对朝鲜君臣的反复打脸，令其屈辱不堪，肃宗甚至认为这是“丙子胡乱”(1636年，清军12万攻入朝鲜，逼其称臣)以来从未有过的侮辱。

　　然而，站在清朝的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自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之后，整个东北仅余八旗官员103人，士兵1500人，鸭绿江、图们江沿岸的边界地区更是人烟稀少，朝鲜官民的越界行为近乎肆无忌惮，杀人越货事件也屡有发生。

　　经过“三道沟事件”对朝鲜政府的严厉惩戒，使其自觉对边境军民进行约束，保障了边境线的大体稳定，令“窃地”这样的行径，直到甲午战争前后，方才复苏。

　　事实上，朝鲜在蚕食中国领土上是有前科的。

　　朝鲜大臣韩亨允曾对朝鲜中宗说：

　　“咸镜道本非我地，而于前朝避役之民，皆归其地矣。至我世宗朝，始设六镇，而野人愿托以生焉。”

　　具体来说，即1433年朝鲜世宗对明朝辖下的建州卫女真人发动进攻，扫荡了鸭绿江、图们江南岸的女真据点，逼迫女真人西迁、北移，在其旧地设置了“西北四郡”和“东北六镇”。

　　当时的明朝皇帝宣宗对于朝鲜的越界进攻定性是“远夷争竞”，坐视朝鲜的蚕食。当然，这种态度也算是明朝皇帝对朝鲜的传统思路。

　　早在明朝国力最强盛的永乐年间，女真人王可仁上奏称：“咸州(今朝鲜咸兴)迤北，古为辽、金之地。”

　　明成祖认可这一判断，降敕朝鲜，索要这一带的“十处人民”(主要为女真人)。

　　《奉使图》，清代大臣阿克敦1724年-1725年所作，记录册封朝鲜英祖过程的画册。图为郊迎礼，画面左侧红色罗盖下，红衣者为朝鲜国王。

　　朝鲜的处理方法很高明，派出艺文馆提学金瞻出使明朝，以大儒的身份，在辽、金史书中抠字眼，向明朝礼部提出，《辽史》、《金史》的《地理志》里都没有记载这十处地名，可见根本不是辽金领土。

　　明成祖的表态是：

　　“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

　　既然都是一家人，给你就给了，同意将铁岭以北、公崄镇(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以南的地盘和人民让给朝鲜。

　　看到这儿，能够明白咸镜道是怎么出来的吧?明朝皇帝的一让再让，令朝鲜得寸进尺，最终拓地到了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

　　这个默认疆界，从明到清，中朝两国都是认账的，但是具体哪儿是边界线，可没弄得那么清楚，这就给了朝鲜耍赖的余地。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派出的乌喇总管穆克登与朝鲜接伴使，汉城府尹朴全、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一同到边境地区勘定边界。

　　当年5月15日，中朝官员在白山(小白山，非长白山主峰)上树碑勒石，确认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在长白山东南数十里的虚项岭，又称“白山”，定名为分水岭，并且议定在陆地边界开始立栅、堆石分界。

　　看似一劳永逸，但穆克登一没找到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正源，二没完成后续的定界标，全权委托给了朝鲜官员，就为后来的纠纷种下了种子。

　　1885年、1887年，朝鲜两次要求勘界，通过钻空子、挪界碑的方式，竟然要把今天中国境内的海兰江视作“土门江”，自造了一个“间岛地区”出来，尽管联合勘界否定了这一问题，但双方对图们江正源究竟是“石乙水”还是“红土水”仍有分歧。

　　有分歧不可怕，不要脸才可怕。

　　在双方议定上奏大清皇帝裁决之后，光绪帝准以小石山、石乙水为界，并详细拟定了界牌位置，朝鲜高宗却出尔反尔，拒绝承认结果，摆出撒泼打滚的姿势，一定要按照朝鲜的要求划定边界。

　　朝鲜高宗的策略是，一边外交耍赖，一边造成既成事实。

　　1889年，朝鲜政府命令平安北道观察使在鸭绿江对岸设立28个面，分属江界、楚山、慈城、厚昌四郡。

　　1901年，“大韩帝国”军官率七八百名士兵侵入中国领土，杀害中国地方团练38人，铡死中国农民6人，焚烧34户的住房。

　　1902年5月，“大韩帝国”任命政府从三品官李范允为“视察官”，强迫中国境内的朝鲜垦民向大韩帝国交租纳税;又任命政府参赞李荣泰为“乡约长”，政府三品官徐尚武为“副乡约长”，负责“保护”朝鲜垦民。

　　1903年，借着俄国人的支持，“大韩帝国”干脆自行任命了李范允为“北边垦岛驻扎管理使”，肆无忌惮地到中国境内开枪放马。

　　1903年3月到10月，朝鲜徐相懋多次率众非法渡鸭绿江，对中国东北辑安、通化、宽甸、临江等地的中国民众和朝鲜垦民烧杀抢掠。

　　当年11月20日，更有朝鲜士兵七八百名非法渡江，袭击临江县城。

　　可悲吗?可笑吗?

　　一个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间徘徊的“帝国”，竟然也敢到中国身上“割肉”，中国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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