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个好皇帝吗?如何客观评价宋仁宗

　　宋仁宗赵祯(zhào zhēn)(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年仅13岁。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善于纳谏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例，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因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驾崩去世

　　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政治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人物成就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但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反面

　　王夫之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译：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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