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杰出人物,在当时政治、思想、军事、文化方面有很多建树。

　　幽默诙谐的一代智圣"东方朔"

　　东方朔本姓张，小名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那么，他为什么又姓起"东方"来呢?原来他是一个"弃儿"。生父姓张，名夷，字少平。母亲田氏。当他来到人间刚三天，母亲就去世了。真是"有娘的孩子像块宝，无娘的孩子像根草"，无法养活他的父亲，只好把他扔出家门。当邻母听到婴儿啼哭声将他抱回来的时候，正值东方发白，于是便取姓"东方"，名"朔"。另一说，是母亲死后，由兄嫂抚养长大。这是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的事。

　　他虽然在无知中就失去了亲生父母的爱抚，但在义母的精心抚养下茁壮成长起来了。刚满三岁，就显露出独特的性格。他记忆力特别强，而又富有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兴趣。尤爱"天下秘识"，"一览"就能"暗诵于口"，且又喜欢指天画地，像着了迷一样地独言自语。为了探索书中的奥妙和寻求未知的世界，小小年纪就敢离家出走，经月不回。义母虽曾严加管教，但这个放纵不羁的孩子，在猎取心的驱使下，多次逃离家园，在外流浪，即使是被蚊叮蛇咬，狼追狗扑，也在所不顾。这个富有开拓性的孩子，在艰苦的流浪生活中，不仅增长了知识，也磨练了意志，更增强了体质。正是这颗不断追求的心，使得他的青少年时期闪烁出异彩来。司马迁在《史记"十九学孙吴兵法，战胜之具，钟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透过这些文字和数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正以无比的热情抓紧农闲，在寂静的书斋里汲取知识，汲取力量。他陶醉在没有束缚和羁绊的追求中，其思想是活跃的，精力是充沛的。为了冲出去，他正从重压下、从坚硬中聚集力量、磨练胆识，作好向上层社会冲杀的准备。

　　长安求官 智见圣颜

　　自刘邦建立起新政权--汉王朝以后，经过文景之治进入到汉武帝时期，已经达到了鼎盛的阶段。汉武帝为了招揽天下贤才为自己的帝业效忠出力，便下了一道"徵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的诏书，于是，四海有识之士，纷纷聚集长安。他们殚精竭智、洋洋洒洒向皇上进言，抒发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伟见"，希望获得一顶"乌纱帽"，以偿寒窗苦读，长途跋涉的艰辛。崭露头角的东方朔也挤在这群人流中。

　　有一次建章宫后阁栏杆中钻出一头像麋一样的动物来，有人向汉武帝报告，并引来一群人围观，但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只好诏见东方朔，狡黠的东方朔看罢，故弄玄妙地先提出个要求道："我知道这是什么动物，但陛下先赐给我美酒佳肴，我才愿说出来。"汉武帝满口答应了。等到他酒醉饭炮之后，又提出一个要求道："某地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要是慷慨赐给我，我立即就说出来。"汉武帝急于要了解这头不知名的怪物究竟是什么，也就爽快地答应了。踌躇满志的东方朔，这才说出："此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必有来归附的人，所以驺牙先来预报。而且，他详细地指出这种"驺""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事情过了一年以后，果有匈奴混邪王率将士十万前来降汉。这虽然是一种巧合，但仍然博得了汉武帝的欢心，又赐给他很多钱财。

　　有一次，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发现前面有个怪物挡道，其身长数丈，有点像牛，眼睛发亮，寒光闪闪。四脚深深陷入土中，能动却又拔不出腿来。所有的人看了都十分害怕，又不知道为何物?在没办法处理这怪物时，又把东方朔找来。东方朔虽不能立刻说出一个道道来，但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即用酒去灌。一连灌了数十桶酒，这头怪物才渐渐地消失，没入土中。汉武帝问他这是为什么?东方朔带着忧戚的神情作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解释道："此忧患所生也"，"必秦之狱地"，"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也"。他的解释是否准确，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追究。从东方朔的感情上来看，他是在把这种怪异现象的出现，归咎在秦的暴政和征伐上了。汉武帝深感东方朔见识之广，识物之多而叹曰："博物之士，至乎此乎。"

　　正是由于东方朔在许多时候能为皇上解难答疑，汉武帝一直把他留在身边没有让他走，他的官职也逐步由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直至太中大夫。但他生性滑稽，出语诙谐，举止荒诞，常给他的升迁带来致命的弱点，甚至引起人们的攻击，以"狂人"污之。

　　智圣斗法 千古奇才

　　有一次上林苑给皇上送贡品来了。汉武帝要考一考东方朔的才智，便召他进宫来。汉武帝站在未央宫的台阶上，用木棍将木栏连敲了两下，然后口中念道："叱!叱!先生束束!"东方朔的脑子里立即闪现出：两木相击为"林"，"束""束"相加为"棗"字。叱相乘为四十九。一定是上林苑送来了四十九枚红枣。汉武帝见他思维如此敏捷，更是叹服不已。有时甚至是想方设法刁难他一下。一次，一群大臣陪同皇上去游上林苑，见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时茂，郁郁葱葱，便问东方朔这叫什么树?东方朔随口而答："此树为善哉!"汉武帝明知他是在胡诌塞责，但谁都不知道此树何名，也就算了。却又暗地叫人把这棵树的杈枝砍掉。过了二年，他们又一起去游上林苑，汉武帝指着这棵砍得秃秃的树问东方朔"此树何名?"东方朔应声而答："此树名瞿所。"汉武帝严词责问："你真会说瞎话，同是一棵树，前年叫'善哉!，今年叫'瞿所'，你这不是欺君罔上吗?"东方朔不慌不忙，言之凿凿："夫大马为马，小马叫驹;鸡子长大了的叫鸡，没长大的叫雏;大牛叫牛，小牛叫犊;刚生下的小孩叫婴儿，长大了的叫老者。此树过去叫'善哉!'现在叫'瞿所'，并没有什么错。长、少、死、生，万物成败，都没有定数，均可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我决无蒙哄陛下之意。"汉武帝原想借此揭他一次老底，谁知这个妙语如珠的东方朔具有难不倒的辩才，心中暗自佩服。从此，一有疑难，便找东方朔询问，君臣关系更臻密切。

　　东方朔的敏才、善辩和升迁，同样也引起了儒生们的忌妒，总想寻个机会难倒他。一次，汉武帝召集儒生博士们议事，东方朔也在被邀之列。有人当面诘难他道："苏秦、张仪是古代能言善辩的谋士，他们的连横、合纵主张一经采纳，便能高踞相位，泽及后世。东方先生是研究先王治民之术的人，自称是'海内无双'的贤才，但不知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还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呢?就连你的亲属也得不到一点照顾，这实在不好理解。"

　　面对这种富有挑衅性的问题，东方朔不慌不忙作出了一番义正辞严的驳斥："诸位先生都是学富五车又有修养的人，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应该好好研究现实。这样才能不拘泥于历史现象，才好把张仪、苏秦和我东方朔联系起来看。张仪、苏秦生活于周室倾危、群雄割据、诸侯争霸的时代，征伐、兼并到只有十二个国家存在的时候，仍然看不出鹿死谁手的结果，在此成败决策的时候，人才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所谓'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乱世出英雄'，那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对于那些善于延揽人才的君主来说，只要有利于实现自己帝业的人才，自然言听计从，予以重用。张仪、苏秦之所以高踞相位，享受优厚待遇，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战国时期有着根本的区别。现在的皇帝英明，天下统一，要办好一件事情，推行一种政策和法令，就像在手中转动任何一个物体一样那么容易，真可谓一呼百应。现在国泰民安，恩及四海，国家的根基稳固得很，就就连四海的夷狄，也来纳贡称臣，求得保护。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一批的智能之士，大家都渴望得到重用而献计献策，怎么好区别他们的贤与愚呢?要是张仪、苏秦和我处在同一个时代，恐怕连一个'掌管'的小官吏也捞不上，还奢望当什么'侍郎'呢?所以说时异事弃。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和有上进心的人，就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从另一个方面去施展自己的才能，去推动社会的发展。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姜太公一生行义，到了七十二岁，才碰上周文王得以实现他的主张，被封在齐国，恩泽子孙，传国七百年而不绝。只要是勤勤恳恳地研究学问，老老实实地做人，又何必担心身过不留名呢?有些隐士的主张，虽一时不被重视，一生也没有享受过什么高官厚禄，但他们的人格是高尚的，就像一块矗立的巨石，安然挺拔。许由是帝尧时一名贤德的人，并没有作过官，但人们称赞他，尧想启用他。接舆是楚国很有才学的人，尽管他自己装成疯子，而人家就不这样看待他。范蠡是大智大勇的人，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为什么要泛舟隐去呢?伍子胥是一代名臣名将，为了吴国的兴盛，可谓披肝沥胆，他虽然遭到奸臣的杀害，但其高大形象，却高照史册，谁会说他是该杀的人呢?纵观古今历史人物走过的历程，均足以启发我们去思索。这正所谓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诸君纠缠。'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义，'枉而直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这是圣人教给我们处世做人的准则，愿与诸君共勉。"东方朔这番严肃的剖白，不仅说明了自己既安于现状又图进取的积极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挑衅者的热嘲冷讽，更表现出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长于辩析的卓越才能，致使满座哑然，对手叹服。

　　忠心爱民 正直无敌

　　东方朔出语诙谐，性格放纵，游刃于上层社会之中，但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相反，他的眼睛里夹不得半点沙子，对于违背常理，侵害人民利益的事却敢大胆直言，敢谏敢阻。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率领大批人马，假称是平阳侯的人，微服外出猎狩。而且，往往是深夜出去，平明回来。在追杀各种野兽的过程中，常不顾及地里的庄稼。农民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庄稼，还不到收获的时候就全被糟蹋掉了，能不心痛吗?于是，纵声谩骂，并成群结队地把平阳侯的这些恶行告到鄠(今陕西户县)、杜(今陕西长安县西)县衙。县吏们听到这种胡作非为的搞法，也很气愤，便要去找平阳侯说理。不料走到半路上反遭猎手的袭击。于是，激起了县吏极大愤怒，才强行扣下几个猎手。经过一番审讯之后，这几个人才吐露实情，并拿出他们身边所带的"舆物"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县吏弄清真象以后，也无可奈何，只得把他们放走。从此，南山之下便知道皇上在微行狩猎。虽然蒙受了损失，谁也不敢吭气了，还在各地为皇上设置行营，让这批人有休息、寝宴的地方。尽管是劳了民、伤了财，而汉武帝仍觉得这样太劳苦、太不方便，便打算在离长安近一些的地方开辟一个范围更大、规模更宏伟的上林苑。吾丘寿王就是这项计划的献策者和规划者，因而深得汉武帝的赏识。东方朔却与此人持相反的态度，便直言进谏汉武帝有"奢侈越轨"的表现。他认为在京郊扩大上林苑是"绝陂池水泽之利"，"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的愚蠢作法。还指出扩大上林苑之后，徒使麋鹿、狐兔成群，也只会给虎、狼猛禽提供栖息场所。这些野生动物为了找东西吃，还会破坏生产，也会挖冢啃尸、吃人的家蓄，这样就会伤害人们的感情。何必为了一时一事的欢乐去干有损手国富民强的事呢?他顺便向汉武帝推荐了《泰阶之符》的建议。《泰阶之符》是什么呢?它分上，中、下三台，共设六个星座，两两并排而斜上，如阶梯。并说："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岁大登，民人息，天下平。……"这大概是那时观测天文的一种设备。汉武帝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正式拜他为太中大夫，成为了亲近的侍从官员，以备顾问应对、奉诏出使等职，秩比千石，还赐给黄金百斤，表示谢意。但是，迷恋狩猎的汉武帝，并没有放弃上林苑的扩建工程，这给东方朔的心灵上投下了一个阴影。

　　有一次，上林苑里有一只鹿被人杀了，武帝听后大怒，下令有司将杀鹿的人处死。群臣们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阿说一番之后，都说此人该杀，天大的胆子，也不能把上林苑里皇帝的宠物杀害。东方朔站在一旁暗想：为了一头鹿，竟忍心杀一个人，皇权之极，实在太可怕了。他灵机一动，挺而进谏道："这人不仅该杀，而且应该让他死三遍。首先，是诱使陛下因鹿杀人，这是一大罪;其次，使天下人闻之，都说陛下重鹿、轻人，这是第二大罪;再次，当匈奴来侵犯时，便可用鹿去驱杀敌人。现在，鹿死了，人也死了，谁去边关守隘、抗敌?"经他这么一说，汉武帝知道自己盛怒之下所作出的决定，是不得人心的。于是，便下令释放了这个错杀了鹿的人。东方朔运用自己机敏的辩词，不仅救护了一个无辜者，无形中也匡正了皇帝的一个错误决策。

　　古代中国素被称为礼义之邦，而封建朝廷总自命是推行"礼"、"义"之道的司令部，声称要按礼、义、廉、耻的最高标准来衡量臣民的思想言行。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否也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存在呢?如果有，又该怎样呢?东方朔在这个方面是敢直言不讳的。隆裕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因犯法关押在死牢里。后来公主患了重病很思念孩子，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把儿子赎了回去。但这个桀骛不驯之徒，在母亲死后，劣性不改，甚至敢杀"内官"，于是再次被投进了死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形成了两种看法：有人想讨好皇帝，说什么"既然上次可用钱赎罪，这次也可以这样作"。另一种看法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汉武帝面对这个公案，有心袒护，又怕引起议论，想起姐姐临终时的嘱托，不禁潸然泪下，悽切地对大家说："姐姐老来才有这个儿子，临死时将他托付给我，然而"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因此，"哀不能止"。许多大臣见汉武帝这样伤心，也跟着流眼泪。唯独东方朔举杯上前称颂说："皇上赏不避仇，诛不避骨肉"，"天下幸甚!"正在悲戚中的汉武帝觉得他的话太不近情理，便拂袖进宫。不久，便把他传进宫中训斥道："讲话要讲究时间地点，我正在难过的时候，你向我祝贺进酒，这难道是合适的吗?"东方朔巧妙地宽慰汉武帝道："我听说：'乐太甚则阳溢，哀太甚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精神散则邪气及，消愁者莫过于酒。"经过这么一说，汉武帝的气全消了，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赐帛百匹，以资鼓励。

　　馆陶公主是汉武帝的姑母，堂邑侯陈舞的妻子。陈舞死后，年过五十的寡妇不甘寂寞，豢养了一个比他小十三岁的男幸--董偃。开始是教他读书、识字、相马、射击，到了十八岁便"出则执辔，入则侍内"，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人物。因为是长公主的宠幸，人们也另眼相看。长公主又怂恿董偃用钱财去结交朋友，达到了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的境地。董偃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又采纳了一个名叫爱叔的人的建议，设法讨好皇上，接近汉武帝。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馆陶公主把自己的领地"窦太主园"改为"长门宫"，献给汉武帝，讨得了皇上的欢心。然后，又装起病来，引得皇帝前来探亲。佯病中的长公主装出十分思念的样子道："希望皇上路过我家，一定进去叙谈，一定要好好接待。"既然是病人的愿望，汉武帝也不便拒绝，便满口答应了。不久，汉武帝从长门宫回来，果然来到她家作客。馆陶公主热情接待，亲自下厨，并设法引见了董偃。这一来，董偃的身份便合法化了，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有时还可以陪同皇帝在北宫游戏，或到外面骑马、观看斗鸡等，竭尽阿谀之能事。

　　为了答谢皇姑的盛意，汉武帝还在宣室设宴款待馆陶公主。宣室是未央宫的正室，是大臣们朝见皇上的地方，汉武帝还派人想把董偃也召来。这天正值东方朔执戟值班，他觉得皇上这样做太失体统了，便"辟戟"进谏，严肃地指出董偃以一介平民私侍公主，搞乱了婚姻关系，败坏了伦理道德，助长了男女之间的不正常气氛;而且董偃千方百计引诱皇上游玩，"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狂之道，径淫辟之路"，是"国家的大贼，人主之大蜮"，应该及早地处死他才对，怎能让这种人来宣室作客呢?汉武帝觉得东方朔言之有理，表示以后要疏远他，但酒宴已经摆好，就让他混过这一次算了。东方朔却坚决反对道：决不能让这种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人踏进这庄严的殿堂，并引古证今把董偃比成古之奸贼竖刁、易牙、庆父之流。汉武帝没法驳倒他，只得下诏撤宴，改置北宫。从此，也不再宠信董偃。得意一时的董偃又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来了，刚过三十，就一命呜呼了。

　　东方朔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言极谏以阻止歪风的人物。

　　难展鸿才萌生退意

　　关龙逄是生活在夏桀时候的一个忠臣，夏桀在位时不讲德行，无端杀害百姓，又凭武力去侵犯其他部族，致使其他部族联合起来反对他。关龙逄进行了多次苦谏也不听，最后还把关龙逄杀了。桀由于不接受忠臣的劝阻，招致了夏王朝的彻底覆灭，最后为商所取代。殷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个昏君，在他淫乱不止的时候，他的叔父比干曾多次进谏，他不仅不改邪归正，还制炮烙、设虿盆，塞阻忠臣进谏。比干以死力争，三日不去。纣王不以为忠，反而听信妲己谗言，将比干剖腹挖心。像关龙逄和比干都是大智大勇、忠心若日高悬的人，他们之所以拼死进谏，为的是使帝业得续，万民能不遭罪，而他们都遭到了惨死，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进谏一事"谈何容易"吗?当他们进谏的时候，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则攻击他们是蓄意诋毁君王，罪不容赦。当他和他的亲属们遭到株连惨死的时候，构谗者颐指气使，自鸣得意。这部血泪斑斑的进谏史，至今仍在继续地书写着，而巧言令色者的狂想曲也仍在演唱着。蜚廉、恶来生本奸诈之辈，他们以膂力过人而事纣王，巧言令色以进其身，然后用雕琢刻镂等物去讨好主子，以靡靡之音去麻醉帝王之心，以美色去腐蚀帝王的躯体。到了这种时候，是非曲直的标准就完全颠倒了。辅国的仁臣被驱赶，邪佞之徒便乘机而入，如果在此时图进忠言，会彼扣上"危言耸听，上拂主意，下违民心"的罪名。那么，即将出现圣贤彼戮、宗庙崩弛、国家空虚、外患内乱接踵而来的亡国趋势，志士仁人虽有志于朝廷，但已无匡时济世的机会了，便只有走退而隐居的违心道路了。隐居者居林泉之间，筑土为室，编茅为庐，弹琴作乐，以咏先王之风，不问当时之事，以了残生。伯夷、叔齐本是商纣时的贤德之士，为什么要隐居首阳山而当饿死鬼呢?还不是觉得自己的一片忠心，得不到纣王的理解，眼看大厦倾覆，又无力改变，更不能阻止周武王征伐纣王的兵力。他们既不愿作商的逆民，也不愿作周的顺民，只得走上隐居的道路而作了饿死鬼。

　　接着东方朔又对历世隐士们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分析。许由是尧时贤臣，尧想起用他，他就是不愿挤上政治舞台。他认为尧只知贤人有利于天下，而不知他们也能贼天下的道理。许由虽没当官受禄，但并不影响他作为贤士而存在于历史上。箕子也是纣王的叔父，见纣王无道，专听奸佞之言，不纳忠臣之谏，便装疯作傻，才得以保全住性命。商亡后，被封于朝鲜。后来，当他路过殷墟，作诗凭吊故国时，谁不为他抛洒同情泪呢?接舆是楚国的贤士，楚王曾以百金聘他为官，要他帮助治理江南各地。他认为这是"富贵人之所欲"，他的妻子也认为"至人乐道，不能以贫易操，不为富改行"。于是，双双隐居四川峨嵋山上。像箕子、接舆这样的人，如果能碰上明君圣主，君臣之间能推心置腹，共商国事，共图富强，上下同心，则国泰民安，还怕三皇五帝那样的盛世不能再现吗?伊尹耕于莘(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野，商汤三次去聘请他。他们之间由于统一了认识，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才以天下为已任，出山帮他伐粱，此所谓圣人之任。

　　姜子牙也是贤能智谋之士，七十岁了还没有出山，垂钓于渭水之滨。他是在等待时机，寻找明主，直到认识周文王之后，感到心同意合，才愿意帮他去征伐纣王，统一全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对姜尚无比信任，总是言听计从。正是由于君臣的团结和深信不疑，给姜尚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使他能深恩远虑，引义正身，推恩而广天下，奖励有德行的人，录用贤能的人，惩罚那些道德败坏的人，这样便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建立起美好的风尚，实现了帝王之业。他毫无野心，尽到了臣子之责，封侯授爵，传之子孙，名显后世，万民称之于今世，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关龙逄、比干、伊尹、姜尚……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而他们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这不正说明"谈何容易"的道理吗?

　　吴王被非有先生的这一番话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且深切地感到自己身上确有许多毛病，已经把吴国推向到危险的边缘了。于是，便痛下决心进行了一番改革。他从自己做起，严肃了上朝的制度，端正了君臣的关系，选拔了一批品德廉洁的人，推行一整套节约的办法，减少了后宫的费用，限制了车马的使用权，停建了楼台馆阁的建设，并把一些皇家花圃、池塘废除，用来发展生产。又从皇家仓库中拿出钱粮来赈济鳏、寡、孤、独和残废、老人，并减轻了人民的赋税和刑罚，又将一批奸佞之人与歌舞之徒赶了出去。这样一来，只三年时间，国内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蓄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的一片升平景象。以致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前来朝贺。

　　东方朔这番"非有"的假设和议论，只能说是自身失落感的道白。汉武帝虽然多次向他执经问难，自己也曾多次露才扬己，但始终没有成为股肱之臣，其恹恹之情是谁都难免会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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