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后期最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便是唐文宗终于在皇位上发动了对早已尾大不掉的宦官的反击。关于唐文宗，历史的评价是：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能。其实，要做好大唐王朝晚期的皇帝是很难的，唐文宗李昂就是这样。

　　他是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的第二子，从大和元年至开成五年（即公元827年―840年），共在位十四年。他执政期间，朝廷官员和宵小宦竖争斗不断，是唐朝社会走向没落的转型时期。由于反击宦官失败，唐文宗本人也被宦官架空形同傀儡，皇帝做得很辛苦，因此，年纪轻轻就抑郁而死了。

　　唐文宗李昂，曾被封为江王，他是以唐穆宗次子、唐敬宗二弟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并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选。而他为什么能够承继大统呢？简单地说，乃是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斗争的结果。

　　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等于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杀死唐敬宗后，伪造遗旨，迎唐宪宗之子绛王李悟入宫为帝。这样就惹恼了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位被称为“四贵”的实力派大宦官。王守澄等密谋动用所掌握的禁军，将江王李涵迎入宫中，此举得到了元老大臣裴度等朝廷官员的支持。精锐的禁军将刘克明与苏佐明一伙全部诛杀，绛王李悟也死在乱军之中。由于没有先帝的遗嘱，江王应当以什么方式登基，王守澄搞不明白。他听从了翰林学士韦处厚的主张：先以江王的名义宣告平定了宫廷的叛乱，然后百官再三上表劝他登基，再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布册文，下令指定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了说明江王即位具有合法性），然后举行册立新君的大典。江王于宝历二年十二月十日在紫宸殿外素服与百官相见，十二日正式在宣政殿即位，十三日正式“成服”，也就是扮上了皇帝的行头，次日亲政。江王李涵即位后改名为李昂，是为唐文宗，改年号为“大和”。

　　唐文宗在位期间的行为举止，与唐敬宗相比，简直是有天壤之别。与敬宗每月上朝二三次不同，文宗每逢单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讨论研究。他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

　　唐文宗不仅倡导节俭，革除奢靡之风，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位之初，就下令出放宫女，减削教坊乐工，停止各地额外进献和上贡奇珍异物，停废五坊的鹞鹰玩物和游猎之事。他的饮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他更是主动地减膳。他严禁臣下衣着豪华，有位驸马戴了很贵重的头巾，他提出批评。有位公主在参加宴会时穿的衣裙超过了规定，他就下令扣除驸马两个月的俸钱以示惩戒。有位官员穿着粗糙的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见皇上，唐文宗见他的衣衫就认定此人是个忠正廉洁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纷纷效仿，致使桂管布的价格上涨很快。有一次他对臣下说：“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众人都赞誉皇上节俭的美德，只有中书舍人柳公权认为：皇上君临天下，应选贤任能，使天下太平，而穿洗过的衣服，只是生活末节而已。

　　唐文宗不在音乐歌舞和游乐上花费时间，他在理政闲暇时，十分注意读书。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若不能甲夜（初更）亲自处理政事，乙夜（二更）观览图书，怎么能够做人间君主呢？”所以，他每当退朝处理完政事以后，就手不释卷。他平时喜欢读史书，尤喜读《贞观政要》，并对先祖太宗皇帝与诤臣魏徵仰慕不己。

　　难怪老臣裴度在看到新皇帝的这些举措之后，激动得老泪纵横地对人就说：天下可以太平了，天下可以太平了。

　　一个皇帝光靠约束自己是没有用的，要远离宵小，选用贤才能臣治国才是硬道理。可是，自唐德宗以来，宦官典掌禁军已经成为制度，宦官势力的膨胀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又由于唐文宗本身就是宦官拥立的，所以，宦官的权势就更是不断地扩大了。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唐文宗下诏制举，以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问策取士。进士出身的幽州昌平（今北京）刘蕡对策，直陈宦官专权的危害。认为天下倾覆、海内大乱、国家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宦官的专权所导致的。他还论述了藩镇擅兵、奸臣当道的危害，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唐文宗刚刚即位，羽翼未丰，他任用了其他的对策者，惟独没敢用刘蕡。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任用宋申锡为宰相，要他秘密铲除宦官势力，但因时机不成熟，计谋破产。后来，唐文宗又重用郑注、李训，并开始翦除宦官。郑注以精通医术得以进用，而李训出身名门，以精通《周易》得以进用。郑、李二人都善于揣度人心，思路敏捷，口才极佳，唐文宗把二人视为“奇才”。郑注几番死里逃生都得益他的擅辩，他本来是因大宦官王守澄的推荐，治好了唐文宗的中风病而得到重用的。可到了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时，他却建议唐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实权并将他毒死。同时，李训建议唐文宗，将担任山南东道监军曾杀死唐宪宗的陈弘志召回京城，并派人将其杖死于回京途中。翦除宦官的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唐文宗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了。但随后而来的，却是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本来，郑注和李训计划在下葬王守澄的时候，要求所有宦官都为王守澄送殡，然后以所率亲兵怀藏利斧将其全部砍杀。但李训求功心切，决定抢先下手。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上朝，李训指使手下官员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天降甘露。李训说这是祥兆，就带领文武百官向唐文宗道贺。文宗命李训率领百官去察看，李训回来又说这不象真的甘露，文宗故意表示惊讶，命仇士良、鱼志弘带领众宦官去复看。李训事先已经在左金吾衙门埋伏了了亲兵几百人，当仇士良等宦官在李训同党禁卫军将军韩约的陪同下，走到左金吾门口时，韩约显得神情很紧张，脸色都白了，这使仇士良产生了怀疑。这时，恰巧一阵风吹动了门边的布幕，仇士良等见里面埋伏了许多兵士，知道不妙，立即往回跑，返回大殿后，将文宗推入软轿抬着就走，有皇帝就有话语权。李训追上去，拉住轿子不放，被一个宦官当胸一拳，打倒在地，仇士良等便簇拥着轿子逃入宫内。宦官缓过神来之后，立即派兵关闭宫门，对宰相和朝廷官员痛下杀手。李训见计谋败露，便化装逃出京城，一路假装疯癫逃进终南山的寺院。仇士良指挥禁军大肆搜捕，并在终南山追杀了李训。郑注闻变，引兵退回风翔，也为监军张仲清所杀。这就是史称的“甘露之变”。

　　在“甘露之变”中，朝廷官员有上千人被杀。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待皇帝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唐文宗羞惧难当，从此也不再做声。据说，只是在独居无人的时候，唐文宗才会自言自语：“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隔。”他还留下了一首“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的诗，此诗正是这一凄凉无奈神情的写照。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唐文宗在一次延英殿召对的间隙，退坐思政殿，悄悄地问当直学士周墀：“在你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周墀再拜：“此事不是臣所能够有资格评价的。不过天下都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唐文宗苦笑道：“朕的意思是，如果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墀惶骇跪奏：“陛下之德，周成王、周康王和汉文帝、汉景帝也难与相比，怎么要自比那二位亡国君主呢？”文宗道：“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臣，今朕受制于家奴，自以为远远比不上他们。”说罢，不免又一阵伤感。宦官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话下。天下大事从此都由宦官的北司决策，南衙宰相机构只是“行文书”而已。

　　似乎上天也不眷顾唐文宗，开成四年六月，久旱无雨，派往各处祈雨的使者却没有带来多少值得鼓舞的消息。唐文宗一度对宰相表示，如果上天再这样不下雨，他就将退居南内兴庆宫，再另选贤明之主，自己不做这个皇帝了。开成五年的新年，唐文宗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正月初四，唐文宗病死在大明宫太和殿，抑郁的皇帝，无奈地走完了他三十二岁的一生。

　　历史对唐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可见，用人是关键，皇帝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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