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欧阳修其实挺倒霉的，庆历五年(1045)，他在知制诰的任上，被姐姐的继女控告乱伦而身陷囹圄，罪名最终被洗清，但风言风语一直不曾停息过。二十多年以后，治平四年(1067)，他已经61岁，再次被殿中御史蒋之奇指控调戏大儿媳吴氏。这一次他又被证明是清白的。欧阳修为此气愤填膺，大骂这种栽赃的行为非常卑鄙、并要求蒋之奇拿出证据来。蒋之奇当然拿不出，只好承认是听别人说的，于是，诬告罪名成立，蒋之奇被贬，去道州为朝廷收取酒税。有人可能要问了，欧阳修乃北宋一代儒宗、文坛领袖，官又做得那么大，为何老是被人诬告乱伦呢?如果是政敌跟他过不去，为何不找其他的罪名，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他乱伦的小辫子不放?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当然有，还不止一个。
宋代乱伦罪可判死刑。
针对亲属之间非法性关系的惩罚，宋律一般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来决定惩罚的轻重：与父亲或祖父的妾、叔伯的妻、自己的或父亲的姐妹、儿媳或孙媳及侄女乱伦的，判死刑;与母亲的姐妹、兄弟的妻子和儿媳乱伦的，流放到2000里以外;与继女(妻子前夫的女儿)或同母异父的姐妹乱伦的，拘役3年。与母亲、同父同母的姐妹或亲生女儿乱伦的，显然在宋代人看来不可思议，因而法律没做具体规定，但一经发现，肯定是十恶不赦之罪被砍头。在乱伦案里，如果男方使用了暴力，那么他将接受高一级刑罚，女方可以免刑。有宋一代乱伦诬告成风。
因为法律对乱伦罪的严判，所以，宋代乱伦诬告案件经常发生。为此，苏辙曾建议官员应该回避调查这种事，理由是：若有人因此获罪而另一些人没有，那就很不公平。南宋的洪迈曾记录了许多被人诬陷乱伦而受害的故事。在欧阳修的第一个乱伦案里，“姐姐的继女”显然与欧阳修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一旦罪名被坐实，需拘役3年。我们来分析其中的原因。1045年，正是“庆历新政”宣告失败的那一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相继被贬，欧阳修也参与了革新，在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当然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其时的欧阳修只是一个小角色，而且是帮皇帝写诏书的，不在被贬之列。政敌想打到欧阳修，相当的不容易，只能通过收买所谓的“姐姐的继女”来诬告。这个罪名无论成不成立，对原告方来说，危险系数很低，不显山露水。但对欧阳修来说，则麻烦很大：名声坏了。最终，欧阳修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第二个案件中，由于时事发生了变化，开始你死我活了。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欧阳修的第二个乱伦官司，大概跟这种诬告成风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的残酷不无关系。一方面宋代言官可以“风闻奏事”，欧阳修本来就有乱伦“前科”，再来一次诬告，顺理成章;另一方面，1067年，是王安石开始为变法做准备的前两年，反对变法的欧阳修，此时身居参知政事、刑部尚书，位高权重，对变法阵营中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绊脚石。所以，才有了蒋之奇的诬告。对比前一次诬告，这一次诬告如果成功，对欧阳修将是致命的，乱伦儿媳是死罪，可见当时确实有人希望欧阳修尽快地死去。同样的命运也曾落到苏东坡的头上，现在流传的“爬灰”的典故，就是那个时候变法阵营中的人对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诬告，虽然没有形成案件，但这个屎盆子还是让苏东坡狼狈不堪的。
难以开展调查，容易形成“莫须有”。就像女人很难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一样，男人同样也很难证明自己在乱伦案件中清白无罪。在所有可能犯乱伦罪的人当中，宋代史料经常提到的只有两类：儿子与父亲的妾乱伦、父亲与儿子的妻爬灰。从法律上看，这两种都是最严重的罪，如果男方没有强迫女方的嫌疑，双方都判死刑，如果使用了暴力，男的判死刑，女方免罪。从我们已知的中国家庭生活的安排看，欧阳修陷入猜疑诬告之中是不奇怪的。因为公公与儿媳之间的乱伦很容易发生。即使人们都希望新娘避免与公公不必要的接触，但是又不可能完全避免，一般会要求儿媳侍候公公的饮食起居，在他生病时照顾他。这样，乱伦的事就可能发生。如《名公书判清明集》里记载的一些案件，均表明儿媳要想制止公公的无理要求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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