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孟子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总结夏桀、商纣因失去民心而使“商汤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历史，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孟子的这一论断，又为其后历代的史实所一再证明，实为百代不易之定论。前人的古训流传至今，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这一“常识”实在非同小可，切不可等闲视之。
民心之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治乱盛衰，历代明君贤臣对此多有论列，无不以为“民心国之命脉也，国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周成王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人并没有亲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辅祐;民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有不断地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对你心怀感念。这是西周早期最高统治者惩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车之鉴，时刻牢记“周革商鼎”的成功经验，视民心为万世永赖之基。
降及春秋，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曾问其谋臣管仲：“王者以何为贵?”管仲回答说：“贵天。”齐桓公听后，遂仰而视天。管仲连忙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齐桓公纳其言，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恤民为德”、“恤民不倦”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整个封建时代，孟子此语一直是励精图治者的座右铭。
到了汉朝，“贵民”之说又发展成为“民本”思想。如《淮南子》载：“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将“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刘子》“贵农篇”载：“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生动地阐明了国与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汉代全面论述“民本”思想的典籍，当属贾谊所作《大政篇》。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为政之道，要以民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命，“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归纳以上四个方面，贾谊断言：“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针对当时人们迷信“天人感应”的情况，贾谊在其断言之后，又写下“呜呼!戒之!戒之!”予以强调。
概括为政之道，贾谊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贾谊的“民本论”，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汉代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三国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然而，多是蹈袭前人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宋仁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因为，“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虽然，“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王莽之夺”，但是“汉终不亡”，因为“民心未去也”。尽管“唐有武氏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而“唐终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由于“汉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王莽篡汉，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唐朝武氏、安禄山、诸侯之乱，“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
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石介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之未叛也，虽四夷之强、诸侯之位、大臣之势，足以移国、足倾天下，而终不能亡也”;“民之叛也，虽以百里、虽以匹夫，犹能亡国”。
据此，石介诫劝宋朝最高统治者，“不敢侮于鳏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历史明鉴，深晓“民乃根本”之理，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择郡县守令”、“省差役、罢支移、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来巩固民心，从而实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
石介的这篇《论根本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篇章。在石介之后，南宋及元、明、清三代，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凡论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无一可取，而没能出其右者。虽然亦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真德实义可以系其心，而非虚词矫情所能诱;深仁厚泽可以感其心，而非小术浅惠所能留。”但是，远不及石介《论根本策》系统、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对“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阐述，虽然也有一些明君贤臣十分重视“民本”与“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谓是源远流长，但是，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时常会有人将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的议论置若罔闻，皇帝终归是皇帝，庶民终归是庶民，天子总是万岁，百姓只能山呼，其结果总是不以前车为鉴、重蹈覆车之辙，总是一朝一代地让后人哀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至今日，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此，回顾并以便继承与发扬古人的思想精华，仍然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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