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军是日本侵略军在二战期间在远东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1942年4月9日，日军在几乎不提供任何食物、水、衣物等的情况下，强迫守卫菲律宾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俘虏进行强行军，100多公里的距离，至少有1.5万名俘虏被虐杀。

　　1、饥渴产生幻觉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有10-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沾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2、“高超的斩首技术”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的4-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

　　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倒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3、装载死亡的“闷罐车”

　　圣费尔南多是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路途当中经过的最大的城镇，它非常繁华，受到的战争破坏很小。日本兵把我们赶进火车站，让我们休息。我们看到站内一列由老式车头驱动的闷罐车。我们坐在铁轨上等了一个小时，一辆破旧的闷罐车才咔咔地进站。

　　日本兵把我们赶进这辆小小的闷罐车。车厢很小，放在平时可以装进10头牲口，或者25-30个人，在日本兵的驱赶下，此刻每节车厢里塞进了80-100个人。我们只能轮流坐着，因为车厢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都坐下来，即使靠近车门的人把腿脚都伸到门外也不行。车厢中部实在太拥挤，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窒息了。靠近车门，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是幸运的。我们摩肩接踵地站了5个小时，到达卡帕斯。卡帕斯在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附近。

　　我是幸运的人之一。我靠门边坐着，双腿悬空。我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风扑面，不必担心日本兵会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后背。不担心，真是一种享受。不久，我就为自己的松懈尝到了苦头。一个日本看守从我身边经过，他挥舞着一根用作手杖的长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来，没打到脚，打在了膝盖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来—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绝对不是恭维的话。他抓住车厢的门把，使劲地想把它关上，车门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极了。不过门最终还是没有被关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关得上。幸亏我的大腿让门开了一个口子，我们才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我们的车厢。

　　只有活着的人走下火车;我们得到指示，让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车厢内。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地滑下来。我慢慢地跳出车厢，刚想迈步走路，就倒在了铁轨上。我觉得我的瘦腿不听大脑指挥了。一个看守认为我站得不够快，就用枪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颈部遭受重击。他对我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用刺刀向我刺来，我知道不躲开就死定了，赶紧爬起来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我们，下车后排成队，半死不活地走着。我们的身体太肮脏了，上面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液体，全都没刮脸。在这条狭窄的永无止境的公路上，我们看到一些美丽高大的、果实累累的芒果树，还有许多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我们不时能在路边看到美军战俘的尸体，他们躺在绿树底下，血流满地，鲜血已经变成深棕色。

　　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盟军随即组织了马尼拉军事法庭，对战争期间在菲律宾犯下战争暴行的日本战俘进行审判。战争前期担任侵菲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本间雅晴中将，也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4月3日被美军枪决。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本间雅晴，率日本第14军攻占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正是在他任内发生的，他作为军事主官难辞其咎。

　　战争后期担任日军驻菲律宾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山下奉文大将，于1945年12月8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6年2月23日被送上绞刑架。种种证据表明，巴丹死亡行军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却一直逍遥法外。笔者综合各方面材料，认为当时以日军大本营参谋身份在第14军协助指挥的政信中佐(最终军职是大佐)是巴丹死亡行军的真正始作俑者。

　　4、“日本正进行着一场种族战争”

　　第一组证据。前日军战俘、新西兰军官J.G.戈德温上尉，在获得解放后加入了东京盟军总部下属的第二澳大利亚战争罪行调查处担任调查员，收集日本战犯的证据。他的朋友，英国西里尔 怀尔德少校给他提供了一份英国战争罪行调查处收集到的关于政信的犯罪材料。材料内容按原文转述如下：政信大佐隶属于日本陆军省的参谋本部。……在许多归因于他的战争罪行中，有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大屠杀和对新加坡华人的大屠杀。下面是C.H.华尔德上校提供的辻大佐的战争罪行摘要：

　　……巴丹和柯里几多陷落后，80000名美国和菲律宾人被迫排成纵队，拖着疲惫的、筋疲力尽的，还有一些是受伤的身体，蹒跚地走向战俘营。这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正是大佐下达了这次非人行军的命令，并表示希望在行军途中以任何借口，杀害尽可能多的俘虏。为了推动这个臭名昭著的死亡愿望，他宣布“日本正进行着一场种族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线上，俘虏们必须杀掉”。

　　政信的邪恶愿望达成了一部分。在长达67英里的拖着脚步的行军中，俘虏们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如果他们累极倒下或落到大队后面，便会被步枪枪托殴打、刺刀捅戳和枪杀。达到强迫行军终点时，已有10000名俘虏被屠杀，还有剩下70000名等待处决。幸亏政信被召回东京，那70000名俘虏才暂免一死。

　　5、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

　　第二组证据。美国著名二战史学家、作家约翰 托兰在其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当中，也有指证政信为巴丹死亡行军罪魁祸首的论述。

　　他在书中写道：“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往后却不是如此了。中佐几天前已从新加坡到了马尼拉。在新加坡，有五千华人以‘支持’英国殖民者的罪名被屠杀，这主要是他的主意。背着本间，说服了本间的参谋部里几个钦佩他的军官：这次战争是种族战争，因此在菲律宾抓住的俘虏必须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主义者，处决菲律宾人则因为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

　　政信的这个命令是以日军大本营的名义发出的，有一个师参谋向所属部队传达命令时说，“把俘虏全部杀了，投降的都杀”。(第387页)既然是大本营的命令，许多军官就不假思索执行了。不过，这道命令引起了一些军官的怀疑。今井武夫大佐拒绝执行，一支新到的部队的司令官寅雄少将和他的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也拒绝执行，他们都要求书面命令。

　　托兰先生在第十一章末尾总结道：“杀人过多却是中佐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的直接结果。拒绝执行这道命令的无疑不止生田将军和今井大佐两人，但是多数人是全部或者部分地执行了这个命令的，因为他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命令应该迅速地、毫不怀疑地加以执行。”

　　第三组证据。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利用日本的资料，对政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豺狼的脚印》一文中写道：“……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联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杀。’”

　　俞先生解释道，原来这又是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之后，政信升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在赴任的途中，政信在台湾听到日军攻击巴丹半岛，于是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名义去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协助指挥作战，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出的。

　　第四组证据。我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王俊彦先生在《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和今日的扩张》一书中说：“……并拿出当时美菲联军司令官金少将的证词，指出巴丹死亡行军是由本间雅晴的参谋长迁政信一手策划的。”

　　除了上述几组证据之外，列斯特 坦尼博士在《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组证据。他引用了神保信彦在《菲律宾的黎明》中的材料—日军高层在马尼拉发布命令：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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