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胡惟庸的历史档案，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这个人只有后半生，没有前半生。
公开的历史资料很少讲到他的身世，连生日都无记录。所以胡惟庸的年龄始终是谜。这说明什么呢?胡惟庸这个人没有显赫的家族出身，他是人到中年发迹后、才被历史留意的。
那么这个不起眼的胡惟庸，是怎样从被历史遗忘角落走上历史前台呢?
史书没有此人的出生年月，但却都清清楚楚地注明了此人的籍贯,他的老家——濠州定远县。濠州，位于今天安徽省蚌埠凤阳一带，定远县当然也归其管辖。可见，胡惟庸这个人没有显赫的家族，但却有着显赫的籍贯，他的老家比较有名。用过去的话来说，濠州属于龙兴之地，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很多义军教派都云集在这里，其中就包括朱元璋的明教红巾军。正是这支军队，后来从濠州打遍全国，成了大气候。
所以，可以说胡惟庸出生在革命根据地，这个老家注定要给他带来不平凡的经历，纵观其后半生的经历，他的好运和厄运果然都与这个籍贯有关。关于这一点，稍后的故事会展开。这里，我们还是先从胡惟庸早年身份说起。
那么胡惟庸早年是干什么的呢?一些野史和笔记小说偶然提上一笔胡惟庸早年身份，主要是两种说法，一说是个私塾先生，乡村民办教师，教书匠，二说此人是个元朝小吏，大概也就相当于宋江之流的“押司”文书。不管是哪种角色，可以说他在旧朝混得并不好，于是天下大乱，本乡本土出现朱元璋这支起义军后，胡惟庸也反了，投靠了朱元璋这支反元武装。
我们今天看胡惟庸举动，应该说，他也是个有想法有点胆量的文化人，参加反政府武装可是杀头之罪，你知道哪朵云彩下有雨?朱元璋这支队伍一定能成功?一旦失败了，谁也活不了。可见，胡惟庸也有搏一搏心理，不想一辈子混下去，参加起义军，就是希望在乱世一搏，改变自身命运。
然而，虽然胡惟庸有点文化有点墨水，但在朱元璋手下，起初并没有得到太多青睐。史料显示，元至正15年，即公元1355年，胡惟庸投靠朱元璋这支部队，得到了什么职务呢?元帅府奏差。给领导跑跑腿取点文件报纸什么的，相当于现在的通讯员。绝对属于小角色。
那么，早期胡惟庸为何没在朱元璋阵营显山露水?
因为此时朱元璋正处打天下阶段，他最稀罕的是两类人才：一是运筹帷幄的军师谋士，像刘伯温朱升那样的，能够提出高瞻远瞩、“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伟大战略;二是冲锋陷阵的将军武士，像徐达常遇春那样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这两种人才，胡惟庸均不在其列。胡惟庸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打了很多著名战役，没听说有一场是胡惟庸参与指挥的，甚至连参与都都没有。所以，这样胡惟庸是很难在早期朱元璋阵营冒出头来。
但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凡是称得上是奇葩人物的，一般运气都不错。胡惟庸也是这样的人。本以为这辈子没当大官命的胡惟庸，在投靠朱元璋的第十二个年头，突然时来运转。迅速从基层上调中央，不断被委以重任。
为什么胡惟庸会突然发迹?
很多历史小说将胡惟庸的发迹归结到，他的人脉发生了质变。此间，胡惟庸结识到了一个大人物——朱元璋的大秘李善长。这个李善长从朱元璋起兵时就跟过来，做朱元璋的掌书记，是朱元璋的第一笔杆子，他与朱元璋胡惟庸三人同为濠州人，不过他与胡惟庸还近一层，不仅同州而且同乡，都是定远县人，纯老乡。在胡惟庸的巴结下，据说主要是送了黄金二百两，也有说是送了三百两黄金，总之是下了本，砸到老乡跟前，李善长一看，这人不错，会来事，于是就认下了这个老乡，成为胡惟庸的伯乐。这个原因纵然不差，但我认为却不是最重要原因。
那么，胡惟庸发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转折变化——改朝与换代。
我们知道，朱元璋这支起义军，在公元1367年成了大事，完成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业，灭了蒙元，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顺理成章成了开国皇帝。
就在此后，胡惟庸时来运转。不是他突然长本事了，也不仅仅是李善长的推荐之功，而是朱元璋的用人标准发生了变化。打天下之后要坐天下，改朝之后，便要换代，此时一个开国皇帝历史定律便残酷显现出来，什么定律?“兔死狗烹”。开国皇帝要杀功臣杀战友了。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当然也没摆脱这个历史规律，建国后他最需要的人才，已经不是打天下的谋臣武将，而是打掉这些功高盖主的谋臣武将的“棍子型干臣”了。什么叫“棍子型干臣”?那就是拥有奴才的忠诚、酷吏本领、没什么资历的臣子。胡惟庸恰在此时入了朱元璋法眼。
史料显示，公元1365年，已经在基层奋斗了十年的胡惟庸，只做到七品芝麻官——宁国知县。但自改朝换代的公元1367年起，原为知县的胡惟庸就成了火箭式干部，由地方进入中央，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洪武六年，拜右丞相，洪武十年即公元1377年升任左丞相。
影视剧中的胡惟庸
这里我们要顺便说下明朝建制，明初时的建制与历代相仿，最高政府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丞相。如果说中书省相当于现代国务院，那么参知政事就是国务委员，丞相就是总理，而大明丞相分左右，左丞节制右丞，右相为副，左相为正，为百官之首。
也就是说，胡惟庸由一个地方官成为百官之首，用不到十年时间。
朱元璋在启用胡惟庸前，曾征询过开国第一元勋刘伯温意见：你看老胡这个人怎么样，我打算把他提起来。刘伯温说了一句著名评语“譬之驾，惧其偾辕也。”你拿它当驾辕马，恐怕是要翻车。根据后来胡惟庸事发，人言刘伯温果然神算。但是我要说他不明就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道朱元璋比刘伯温眼力差?
不管我们今天怎么评价朱元璋，甚至说他是暴君也不为过，但此人却始终有个长处：在看人上非常准，堪称用人大师，否则前期也不可能成就天下。当胡惟庸站在他面前，他一眼看出，这是根很好棍子，决定把这个“棍子”抬起来，用以打倒那些翘尾巴的开国功臣。
至于驾辕马翻车，朱元璋不担心。他想翻车，别忘了车老板是谁。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影片《青松岭》，讲述一个英雄车老板，专能驯烈马，别的车老板马毛了都惊慌失措，而他一鞭子就能把马抽服了。朱元璋就是这样的车老板。他用胡惟庸，是想用其长，至于其短，完全在车老板掌控之中。
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胡惟庸。他虽然没有徐达那般横刀立马的武功，也没有刘伯温般运筹帷幄的谋略，但却有他人不及一些特长。哪些特长呢?
《明史奸臣传》记载，自洪武三年起，胡惟庸 “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这段史记，清楚说明胡惟庸受宠的原因——迎合朱元璋，同时也引出了他的政治作为与特长。什么特长?主要特长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整人。用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话说，胡惟庸这个人“阴刻险鸷,众多畏之”。说胡惟庸就像凶猛的老鹰，群臣大都怕他。而我以为，用棍子比喻胡惟庸更为恰当。
纵观胡惟庸就任丞相后的主要政治作为，就是帮助朱元璋整人，作为朱元璋手里的一根“棍子”，朱元璋想整谁，胡惟庸就打谁。
那么，胡惟庸帮朱元璋整了哪些人，都是怎么整的呢?
我们知道，胡惟庸是朱元璋任用的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之前，朱元璋任用过四个丞相。这四个人下场悲惨，或多或少都与胡惟庸有些干系。
先说第一个丞相。李善长。
我们知道，大明建国伊始，朱元璋就任命自己的大秘李善长为首任左丞相，但李善长没干多久，只做四年，就病退了。李善长病退时58岁，不是很老，得的也不是大病，后来回到家里养了不到一年就好了。
这和胡惟庸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李善长在任左丞相时，胡惟庸是参知政事，地位仅次于丞相。李退下来就有可能轮到胡接班。虽然李善长是胡惟庸的恩人伯乐，胡惟庸对李善长也是毕恭毕敬，但朱元璋却有自己盘算。
不少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天下时的朱元璋队伍，主要靠两大地方派支撑：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建国后，这两派各自形成两大党争集团——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本来，胡惟庸、李善长这批人和朱元璋是一伙的，都是淮人，所以在朱元璋弱化浙东集团时，胡惟庸李善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浙东集团势弱，尤其是李善长独揽相权时，朱元璋又不能容忍李善长独大了。
朱元璋深知，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道理。所以他想分化淮党，让胡惟庸挤走李善长、避免二人绑在一起，从而让胡惟庸专心为自己卖命。朱元璋的设计得到乖巧的胡惟庸配合。李善长在丞相这个岗位干得正欢时，身体闹点小毛病，大概也就是头疼脑热什么的，朱元璋就不断劝李善长，注意身体啊，不行就住院吧。胡惟庸也不停安慰伯乐，您放心病退吧，这里有我呢。最终目的达到。
再说第二个丞相，右相徐达。这位徐达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朱元璋手下第一军事统帅，开国前任征虏大将军，消灭蒙元的最后临门一脚就是他干的，是他率领北伐军攻占了元大都。建国后，他被朱元璋任命为右丞相，但时间很短不到两年就下来了，理由是调整工作岗位。徐达从丞相岗位下来，与胡惟庸没有直接关系，但胡惟庸也确实设计过徐达。据称是与徐达套近乎不成，反施杀手，买通徐达家人福寿，刺探徐达生活起居意欲图之，所幸这个福寿良心未泯，思来想去，对主人下不去手，最后和徐达坦白了。徐达于是向朱元璋状告胡惟庸：说这个家伙口是心非，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您也小心点吧。朱元璋听了，没有反应，胡惟庸未遭处罚。这说明什么呢?徐达这种超重量级的开国元勋，没有朱元璋的默许谁敢动他一根寒毛。后来，这位开国第一武将虽然没被胡惟庸搞死，但还是没逃出朱元璋暗算。那就是民间的“赐蒸鹅”之说。说徐达生了毒疮忌食发物，而朱元璋偏偏赐蒸鹅逼徐达吃，徐达含泪咽下，结果毒发而死。对于民间传说，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总之胡惟庸敢挑战徐达，谁给了他熊心豹胆，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第三个丞相杨宪，他的垮台、死亡，与胡惟庸有直接关系。
这个杨宪资历比较老，也是很早就投奔朱元璋的一个幕僚，是浙东派的重要一员，因为他办事干练，善于搞情报工作，所以很受朱元璋器重，建国后，杨宪也进了中书省，徐达离职后，朱元璋让杨宪接班，做右丞相，和李善长搭班子。这个人呢，有一定的水平，但也有天生的性格缺陷。拿刘伯温的话来说，是“有相才无相器”，心胸狭窄，独断专行。这种性格不仅与李善长是冲突的，更要命的是，与朱元璋也是冲突的，从而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于是，和李善长绑在一起的胡惟庸，抓住时机，向杨宪发起攻击。这个杨宪也活该倒霉，他的一个小辫子被抓到了。说杨宪有个外甥在科考中因抄袭当场被抓，杨宪为了遮丑亲自审理此案，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料，这个情报被胡惟庸搞到了，联合李善长举报杨宪，朱元璋令胡惟庸接受此案。于是胡惟庸大显身手，将杨外甥一通皮鞭子沾凉水，老虎凳辣椒水，你想，一个作弊者有什么坚强意志，结果很快招了：后台是我舅。胡惟庸上报皇上审理结果，建议严惩。
朱元璋更不含糊，马上宣判：判处杨宪死刑。
可见，胡惟庸在杨宪之死上，充当的是催命判官角色。
再说第四个丞相，汪广洋。
这个汪广洋是江苏高邮人，既不是淮西派也不是浙东派。他小时候是个神童，长大后成为著名诗人，论才学远近有名，所以他的出道和前几位丞相不同，不是主动投靠过来的，而是朱元璋慕名请来的。朱元璋起初拜其为相时，是刘备对待诸葛亮的期望值，谁知经过现实一验，方知此人不是诸葛亮，而是白面书生孙乾。汪广洋本质是个纯文人，胆小怕事。为相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做主，所以在丞相岗位上三起三落。到了第三届任期，胡惟庸做了百官之首左丞相,汪广洋沦落到给胡打下手，为右丞相。在胡惟庸全面主持中书省工作期间，汪广洋基本上是尸位素餐，天天饮酒作诗，比美国副总统还闲还没用。但就这样，胡惟庸也闲他碍手碍脚，朱元璋也嫌他“无所建树”。汪广洋倒台事由“占城入贡事件”。洪武十二年，说占城国入贡大明，中书省未及时奏闻皇帝，私下就把贡品分了，朱元璋没捞着。得知此事的朱元璋怒不可遏，什么事不让他知道哪行，于是追查责任，胡惟庸装糊涂：不知道啊，礼品这事都归老汪负责。汪广洋有口难辩，被撤职查办，流放。朱元璋不依不饶，最后派人追上汪广洋，赐死了事。
就这样，在朱元璋挥舞下，胡惟庸这个棍子战无不胜。君相二人珠联璧合，进入了长达七年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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