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1578)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哲学思想家。他于隆庆后期职掌内阁首辅并兼任吏部事期间，针对嘉靖、隆庆时期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吏治、边政、法治、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由此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实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深感遗憾的是，史学界有学者把高拱与徐阶、张居正对立起来，判定徐、张是著名的改革家，而“高拱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直接影响到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由此形成“抬徐压高”、“褒张贬高”的历史偏见;哲学界有专家在其相关著作中也不为高拱立传，致使其学术思想隐而弗彰，鲜为世人所知。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对高拱的评价，以彰显其改革功绩和学术成就，从而对高拱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
一、“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明穆宗、明神宗及内阁重臣张居正对高拱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都给予了肯定性评价，均认为高拱是有明一代“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六年(1572)正月，明穆宗在加勋高拱柱国、进兼中极殿大学士的《诰命》中，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和改革事功作了高度论评：
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同年五月，穆宗驾崩。六月，皇太子朱翊钧登极，是为神宗，改元万历。因高拱与张居正权位相逼，张与宦官冯保相勾结，于六月十六日宣诏驱逐高拱，酿造高拱冤案。但高拱病逝一年后即万历七年(1579)，当时官方对高拱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贡互市、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的靖边功绩作了肯定性评价：
俺答孙降于塞，拱靖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纷。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事成，三边宁戢。又广寇鸱张，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
万历三十年(1602)初，高拱夫人张氏和嗣子务观两次上疏乞赐荫谥。三月，礼部在批文中对高拱和平解决贵州安氏内乱、促成俺答封贡的靖边功绩作了高度论评：
如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又如授那吉之降，薄示羁縻而大虏称臣，边氓安枕，所全生灵何止数百万?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功不可泯，特允所请。
四月，神宗根据礼部之议，诏令为高拱平反昭雪，赠太师，谥文襄。在这道《诰命》中，神宗诏曰：
(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尚想肤功。
不久，神宗又颁布一道追赠高拱为特进光禄大夫的诰命。这道《诰命》对他的丰功伟绩再次作了评价：
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其中特别称赞高拱在军事方面的卓著功绩，把他同魏绛、范仲淹相提并论。魏绛是春秋晋国大夫，悼公时山戎无终子请和，魏因言和戎五利，晋候乃使绛与诸戎为盟。于是晋无戎患，国势日振，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霸业复兴。范仲淹在宋仁宗时，与韩琦率兵同拒西夏，镇守延安，边境得相安无事。神宗认为，高拱为国谋利可与魏绛相提并论，决策制胜可与范仲淹并驾齐驱。隆庆时期，明朝面临着南倭北虏、东蛮西夷的入侵之势，边疆岌岌可危。由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遂使“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彝詟服，岭寇抵宁”，边境安宁达三十年之久。高拱真不愧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末年，由于高拱与张居正权力之争，导致高拱罢官回籍，但在罢官之前，两人曾有过一段密切合作时期。此一时期，他们力行挽刷颓风的改革，揭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对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为熟悉和了解。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岁寿辰。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其中对高拱的军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复海运等方面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言：
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
在另一篇寿序中，张居正除了对高拱的经世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外，还对其礼贤纳士、惟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称赞，言：
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可见，张居正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实政功绩、道德品格等方面都作了高度评价。如说，高拱“发谋揆策”，穆宗“受如流水”。事实的确如此。从《掌铨题稿》250疏来看，高拱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及措施，都得到了穆宗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贯彻执行，没有一项被否定，真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用”。其在阁部、在吏部，的确是“虚怀夷气，开诚布公”。用人行政，一裁于公。甄别吏治，讲究实政。少有失误，“改不旋踵”。张居正的所有评价均有指证，句句都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的，把高拱称为“平格之臣”也恰如其分。
二“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高拱的改革功绩不仅得到了明代官方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时期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一致肯定，都认为他与张居正一样，是一位“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万历三十年(1602)，礼部侍郎郭正域认为，高拱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是对高拱的继承和发展，指出：
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他认为，高、徐在改革或是保守的政治纲领，在崇尚实学或是心学的学术思想方面都是根本对立的，“宜不合也”。而高、张矛盾则不同。他们在治国方略上力主兴利除弊的改革，在思想上共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二者有其先后师承关系。他们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的矛盾。在郭正域看来，高拱虽然志大才高，但城府不及居正，最后落个“志不尽舒，才不尽酬”的悲剧下场。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实的。
万历四十年(1612)，原内阁大学士沈鲤指出，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才气过人、功勋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褒一贬一，或一概“轻訾”骂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
余往守翰林，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其实两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轻訾也。近新郑公论大明，业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万历四十二年(1614)，户部主事马之骏指出：
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他认为，高、张都是当时最著称的名相，其卓著功勋“皆大略相埒”，皆为“豪杰之致”。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袒高绌张，或袒张绌高，都是片面的。另外，马之骏还特别称誉高拱的军事才能和靖边功绩。隆庆四年(1570)秋，“抚戎议起，廷论沸羹。不啻会昌之议泽潞，景德之议澶渊。而公慷慨担荷，亦实不下李(李德裕)、寇(寇准)，……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在马之骏看来，高拱的靖边功勋不仅不在唐朝李德裕、宋朝寇准之下，而且也是他们望尘莫及的。
李腾芳认为，高拱与张居正一样也是功绩卓著的政治家。他指出：“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他高度赞扬高、张的才识，认为二公的改革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
明末清初，史学家对高拱也持肯定态度。支大纶言：“高拱当鼎革之日，居保济之任，开诚布公，周防曲虑，不阿私党，即古社稷之臣，何以加焉。”陈治纪说：“且夫新郑公之德，允为治安良相。”谈迁说：“新郑始志，不失为社稷臣。”傅维麟说：“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综核名实为己任。其所条奏，铨政边才，凿凿可施之当今。练达晓畅，救时贤相也。”孙奇逢指出：“公于诸边情形，无不熟谙而洞悉之，故边人有事来请，公辄为指示方略。政府不谙边务，而边人能立功于外者难矣。”孙氏认为，高拱不仅功绩卓著，而且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高拱“秉心易直，确有执守，夙夜惟以国事为念。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中州家范之严，咸称高氏。”王鸿绪也说：“自是三十余年，边陲晏然，拱之力为多。”由上可见，当时许多史学家都认为高拱是“社稷之臣”、“治安良相”或“救时贤相”。
高张对立、绌高袒张的观点，至清代还有所反映。顺治四年(1647)，有人认为张居正身后之祸是“高新郑构之也”。对此，翰林宋学洙驳斥道：
尝考新郑罢相，固在江陵壬申(1572)柄政之初，而新郑捐馆，实在江陵戊寅(1578)葬亲之岁。江陵壬午(1582)薨时，新郑亡已五年矣，安得谓甲申(1584)之难，发于新郑耶?
不仅如此，宋学洙还分析了隆庆末年高、张友情分离的原因，言：“其构新郑也，救徐文贞也。文贞为江陵馆师，又拜相之荐师也。考江陵拜相谢文贞时，文贞面嘱之曰：‘家国之事，一以奉託。’则安知非虑新郑之构己，而託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拟破其家。文忠用智用愚，阴持四载。徐公之狱未即成，而穆宗晏驾。故江陵机罢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谓国士之报也。江陵岂不爱新郑者，权其师友之重轻，遂不能置身于两厚。”宋学洙以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有关7封书信、《答高中玄相公》有关10封书信为论据，说明张居正重师轻友、不能两厚的处世态度正是导致高、张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这一见解是合乎情理的。
康熙七年(1668)，新郑知县湖北江陵人李永庚与张居正是“世戚亲旧”，但却没有褒张贬高的偏见，对高拱有着正确的认识。他指出：
公(高拱)与予乡太岳张公，同以名相，显重当时。其揆辅表见，勒在史册，皆所称贤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郑云。但江陵威重，新郑笃实，其心同正，……而进江陵者退新郑，进新郑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郑者也。
李永庚认为，高、张虽各有短长，然“其心同正”，都可称为名相贤豪。如果将其对立起来，就不能真正理解二人。正如他说：“予生于江陵，且与相国(居正)世戚亲旧，尝悲其事;而诵前史，识往哲，又未尝不雅重新郑，愿为之执鞭也。”
魏源也指出，高拱等人促成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不仅结束了明朝与蒙古各部兵戈相加的战争局面，而且也开创了清朝和平安定的局面。他说：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张廷玉等人撰修的《明史·高拱传》，一方面称赞“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并对高拱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的显著政绩给予了基本肯定。但另一方面又指出高拱持才自傲及其性格缺点：“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自而傲”。这一评价，显然是受到了传统的“褒张贬高”的影响所致。
三、“尚通”、“尚实”的著名思想家
如果说明清时期对高拱的评价，重点在于肯定他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是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救时贤相”，那么近现代学者在肯定他的改革政绩的同时，又重点评述了他的“尚通”、“尚实”的气学哲学和实学思想，认为他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是批判宋明理学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
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认为，俺答事件的圆满解决是高拱靖边实践的巨大功绩，指出：
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
当然，作为次辅的张居正也有辅佐之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首辅高拱。正如高拱所说：“是举也，非鉴川(王崇古)弘才赤胆，孰能为?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当前，有些学者在论及促成俺答封贡的功绩时，将其功劳完全归于张居正，而对高拱不置一辞，甚至有意抹煞高拱的功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明清史专家孟森指出：“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隆、万间军事颇振作，高拱、张居正皆善驭将。”的确，高、张二人不但是杰出的政治改革家，而且都是为相兼帅的著名军事家。他还指出：“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在此，他把三人的矛盾完全归结为恩怨权势的矛盾，虽有不当之处，但把高拱称为“救时良相”、“驭将之才”则是确当的。
著名思想史专家嵇文甫先生在解放前后对高拱作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三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实政功绩、学术思想及高、张关系等方面，对高拱作了全面论述。1943年，嵇先生在其所著《晚明思想史论》中，首先提出了张居正的学术渊源于高拱的著名论断。他指出：
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互以相业相期许。……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1946年，嵇先生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中，提出“高拱是明代良相之一。他和张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学，又同入内阁，做宰相，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后来权位相逼，竟至离贰，拱被逐而居正独握政权，以成万历初年之治。于是乎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又说：
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较起来，……有许多事情江陵似乎还是继承他抄袭他的。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1962年，嵇先生在《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中，再次肯定“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我认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他的著述里面，有很多精彩地方，值得继续发扬。”1963年，嵇先生再次发表了《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又申述了以上观点：“应该知道，在他们成为政敌以前，他们原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好友，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我总认为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在嵇先生看来，在政治上，高拱开创的改革事业被张居正所继承，二者有着先后传承的关系;在学术上，高拱建构的以“尚通”、“尚实”为根本特征的学术思想体系，完全可以同其前著名思想家王廷相相媲美。这些论断在高拱研究中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从今天看来也是真知灼见。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诸多学者基本认同嵇先生的观点，将高拱定位为著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葛荣晋教授说：
在政治上，出现了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从“富国强兵”出发，提出了拯救社会危机的一系列方案。高拱大胆提拔潘季驯、王崇古、戚继光等人，推行“南剿北抚”政策，世称“救时宰相”。
在学术思想上，葛教授提出高拱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著名观点。他说：“高拱不但在王廷相逝世后曾作《浚川王公行状》，称赞他‘立言垂训、根极理要，多发前圣所未发’，而且在自己的《问辨录》、《本语》等哲学著作中亦多次引证王廷相的话，作为自己气本论思想的根据。在思想上，他深受王廷相的影响，把他看成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牟钟鉴教授也指出：
隆庆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与重托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明朝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在他看来，“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高拱与王廷相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呼应契合，战斗精神很强”;“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做人求诚，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然而，“其学问鲜为世人所知，其事功又为史家所略笔，有关研究文字寥寥可数。此种寂寞状态，令人为之惋叹”[33]。的确，高拱研究的寂寞状态，现在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明清史专家韦庆远教授认为，高拱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创造出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
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
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韦先生还提出，高拱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显赫成果，在于有其深厚的学术根基，即高拱撷取了儒、法两大学派的精粹，构筑起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这一变革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尚变。“作为隆万大改革前一阶段的主要领导人，高拱的主导思想是，承认变动，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革以求治。”二是务实。“高氏以实学思想抨击理学末流，用以为隆庆阶段改革树立指南，开阔视野，规范工作。”“高拱钻研学术是为达到经世的目的，主张‘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体现着一个务实型政治家的追求和理念。”显然，这是新时期对嵇文甫先生提出的“尚通”、“尚实”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从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高拱在明代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他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政，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开创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成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在学术上，他又针对宋明理学家“空寂寡实之学”的流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以经邦济世为核心的实学思想和以气学为根本特质的哲学思想，建构起较为周延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成为明代著名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显然，那种“抬徐压高”、“褒张贬高”，否认高拱是政治改革家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偏见;那种无视高拱的思想建树，否认他是思想家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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