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和其理论家觉得，若要让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变得合法化，那就必须拿东京审判开刀。假如可以把东京审判的历史结论推翻，宣布日本曾经被判刑的战犯并不存在，那么参拜靖国神社也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于是，这些人想尽办法制造舆论，意图推翻东京审判的事实。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之下，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被迫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各国，1946年5月3日时根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的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法庭上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顽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领导集团”，进行了正义的审判。

　　在审判中，作为原告的一方是美国、中国、英国、前苏联等11个国家的代表，被告一方是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28名甲级战犯。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参照国际公法、条约和惯例一系列条文，在经历了长达2年多的审判之后，终于把东条英机等人送上了断头台。可是，就在事情过去了50年之后，日本居然刮起了一股“翻案风”，试图把东条英机等人的罪恶行为推翻，还他们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清白。

　　这次发生的翻案风潮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东京审判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军国主义分子们，包括一批极右势力，都在为战犯们鸣冤叫屈、评功摆好，甚至还收集他们的遗骨，为他们树碑立传，寻找任何可以兴风作浪的机会。

　　现在，在东京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塑像背后，就赫然耸立着一座墓碑。那是1960年极右势力为被绞死的7名甲级战犯兴建的“殉国七士墓”。事隔10多年，在当年绞死战犯的刑场遗址上也修筑了坟墓。

　　1982年，右翼势力又在日本九州修建了“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就在修坟建碑之前，1978年，这些人还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作为了“昭和殉难者”祭祀在靖国神社内。远东军事法庭定罪并判决的1000多名乙丙级战犯，同时也被他们合祀于其中。

　　中曾根康弘以首相的身份于1985年参拜了靖国神社之后，陆陆续续地，一些身份敏感的人士也参拜了靖国神社。1997年的4月，日本还成立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同年的4月22日，日本第一次组织了部分的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他们先是提出了大东亚战争的肯定论，之后到处宣扬东京审判不公正性的存在。失言大臣奥野诚亮在因为美化侵略而被迫辞职之后，于1988年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文中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学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罪。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

　　清獭一郎曾经担任东条英机的辩护人，后来还曾经是众议院的议长，他也曾经表示：“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解除我的责任。”

　　藤尾正行觉得东京审判不正当的地方是“超越了国际法，东京审判是无权审判”。田中正明散布“东京审判是无效的”，说东京审判是“按国际法和习惯法中都没有的‘破坏和平罪’及‘违反人道罪’等事进行的”等等，这些话都和奥野诚亮的文章相呼应。

　　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小堀桂一郎，还利用了奥野诚亮曾经担任法务大臣之便，把日本法务省地下仓库中存放着的、多年以来被东京法庭驳回的资料，全部偷偷地取出并加以复印，编辑了8卷本《东京审判驳回而未提出的律师资料》，后由日本国书刊行会在1996年8月出版，希望能够通过资料的挖掘，“重新修改东京审判史观”。

　　之后，日本的右翼分子又出版了一套终战51周年丛书，也就是《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卢沟桥事件的真实与谎言》、《东条英机夫人回忆录》、《不公正的东京审判》等等，试图彻底否定他们侵略中国的行为。日本的右翼一再地积极否定东京审判，也就是希望不断地刺激日本国民，希望混淆思维，因为人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信息的干扰。

　　虽然日本的右翼想给侵略战争的战犯们翻案，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东京审判毫无疑问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假如不战胜日本就不可能审判它。这也是一次被侵略者对侵略者的审判，世界上所有反对法西斯的人对法西斯力量的一种审判。

　　德、意、日法西斯军队，在二战时期以惨无人道的手段侵略了很多国家，使战火无情的蔓延近40个国家，全世界4/5的人都被卷入了战争中，全人类都受到战争的牵连，而侵略者也成为了世界公敌。

　　一直到1945年5月1日，47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宣言》，正式对德、意、日宣战。这就表示，除去轴心国以及其仆从国之外，在当时的世界上，70%的主权国家都参加了反侵略战争。正是由于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都参加了战争，最终才能战胜法西斯势力，所以说东京审判也是反法西斯的审判。这是一次世界人民为了维护和平、为了惩治战争狂人而发动的审判，它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在战争结束之后，审判战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是不可否认的。东京审判上使用的法理和准则，都是经过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它的过程也是根据国际法、国际惯例进行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是由11个国家的法官代表组成，可是它所代表的是所有受害国的立场，是除了轴心国家之外的，全世界多数人民进行的一场审判。在法庭的宪章中，还规定了公平审判的法律原则和具体程序，每位被告都有充分的申辩权利。在法庭上，共受理了4336件证据，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有779人的书面作证，经历了长达2年零7个月、818次开庭。在严肃、认真地审理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列举了一些详细的判罪理由，最后才做出判决，判决书共1213页。所以，这次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和权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

　　在东京审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和日本签订了《旧金山条约》，1952年开始生效。这项和约的第11条中明文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对此等人犯赦免、减刑与假释之权，除由每一案件科刑之一政府或数个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建议之外，不得行使。如该项人犯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决，该项权利除由参加该法庭之多数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

　　日本签署了这个条约，就表示它已经向其他的缔约国家，承认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并且也接受了这个结局，而且还要承担他们的国际义务。因为在国际公法和日本宪法中，都有着明确的规定：“缔约国须忠实履行其缔结的国际条约，而且国际法庭审判本身，对当事国也具有约束力。”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日本战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正是因为日本接受了这次东京审判，否定了战前的军国主义，日本在战后才走上了和平的轨道，才有如今的发展。事实证明，东京审判对制止战争、促进和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东京审判也有其不彻底的一面。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世袭的，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天皇“作为国家之首，总揽统治权”。天皇在战前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天皇还号称自己是创造日本国家之神的万世一系的子孙，是神权的化身。

　　如果没有天皇这种最高力量的命令和统帅，那日本也就不会发动那样的一场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宣布终战诏书，裕仁天皇推动指导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可以说裕仁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战犯，也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不仅中国和亚洲国家强烈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国际舆论甚至日本本国的一些人士，也觉得日本天皇是罪恶战争中的最高责任者。

　　可是，美国掌握着东京审判的大权，而他们考虑到自身政治上的需求，居然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于是“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就被写入了日本的新宪法中，保留了天皇原有的世袭君主的地位。天皇再次成为了保护各种战犯的后盾，给极右势力的复辟找到了依靠和借口。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假如没有日本垄断财阀的支持，也不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作基础的，可是很遗憾，对于这些帮凶们的罪行，东京审判中也没有顾及到。

　　有“国策公司”之称的“满铁”，当时不仅给关东军提供了从事军事政治谋略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力量，而且还全力地充当了关东军的超级后勤部。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路权，之后日本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表面上这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的侵华大本营，它的历任总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他们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三省。假如没有实力雄厚的“满铁”的参与、配合和支持，那关东军是难逞其凶的。

　　“满铁”的首任总裁、外交大臣松冈洋右称：“发动‘满洲事变’是关东军和‘满铁’的共同行动。”“满铁”在1931年时已经拥有了4.4亿的资本、1100公里的铁路、480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还有将近4万名职工和50多个关系会社。

　　根据“满铁”统计，1931年9月到1932年的3月之间，“满铁”共编发了军运列车4056次，平均每小时有1列军车编成并投入到运行中。另外，“满铁”还在1年多的时间里，向社外线派遣了军运人员47万多人次，给关东军快速占领东北各地提供了交通工具。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满铁”的各个部门组织了数十个担当侵略任务的专门机构。“满铁”的职工有4万人，因为参加事变而立功的人就有22254人，占了社员总人数的60%。关东军的政治工作机构也是“满铁”包办的，就连关东军特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基本上来自“满铁”。

　　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伪自治指导部派往各县旗的参事官，也多为“满铁”派出的人。也就是说，“满铁”在关东军对东北侵略的罪行中，要承担一半的责任。

　　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却没有对“满铁”这种以国家资本和财阀资本相结合的产物追究其战争的责任。日本在战败之后，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只是解散了几个大财团而已，小财团并没有任何变化，大财团的变化也只是分化成了一些小财团，而且这些财团再次成为了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掌握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除了经济上对中国的掠夺，日本在侵华期间给中国制造的无数惨案同样令人发指。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大量地使用了细菌化学武器是众所周知的。731部队和100部队用活人做试验，3000多名被捕的抗日人民，最终成为了细菌试验的牺牲品。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军队在各地实施的细菌战里，死在日军细菌战中的中国民众，至少也有20万人。

　　516、525都是日军的化学部队，他们为了配合731部队拿活人做毒气试验，在中国的战场上大量地使用了化学武器，保守统计至少2000次以上，受到伤害的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在日本战败之后，他们在中国遗弃的化学炮弹就达200万枚，这些炮弹再次使2000多人受到了伤害。

　　可是，在战犯受到审判的国际法庭上，对于日本使用化学武器的恶行，居然没有加以追究。只是在前苏联伯力审判中，谈到了关于日本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并审判了战争后期指导过细菌试验、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和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100部队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人，而731部队的罪魁祸首石井四郎等人，美国竟然以“索取日本细菌武器试验资料”作为交换条件而对他们加以保护，使这些罪大恶极的人逃避了国际法庭的审判。

　　日军的暴行可谓是罄竹难书。1985年河北省统计，日军在侵华期间一次杀害10人以上的暴行就达500多起，涉及了121个县;一次杀害50人以上的惨案160起，一次杀害500人以上的惨案15起，例如潘家峪惨案中共杀害了1500多人，成安惨案两次共杀害了5300人。

　　日本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残杀了百姓数十万。在华北地区日军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迫良家妇女给日军当“慰安妇”，强行掳走中国军民去当劳工，到中国东北的大约有900多万，到日本的大约是4万人，很多人惨死在日本的矿山和军事工程中。

　　日军在中国制造的“万人坑”达100多个，杀害了中国军民成千上万。可是由于东京审判进行的时候，国共正处在战争的状态，国民党政府只搜集到了国统区的日军罪证，并且十分仓促，而对共产党占领区的日本恶行罪证、没有时间搜集。所以后来东京审判和在中国境内的审判，都只是对南京大屠杀等一些少数的惨案罪行进行了审理，而其他重大的惨案制造者基本没有涉及到。例如对日军强掳战俘当劳工的事实，对强抓良家妇女当“慰安妇”的罪行，都只是刚刚触及到，并没有开始全面审理，也就无法追究其责任了。

　　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东京审判中，受到惩罚的只有280名甲级战犯，而在横滨、马尼拉、伯力和中国各地的审判，同样也只审判了少数的乙、丙级战犯，而且多是虎头蛇尾。可是日本的大批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分子，例如冈村宁次等重要的战犯却根本没有得到惩罚。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规定：“永远铲除军国主义政治势力”。根据这个规定，日本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国主义领导人，从政界、行政机构、经济界、教育界以及各种民间团体中清洗了出去，并禁止他们再任公职，这次被清洗人数达8.6万人，其中从公职中清洗出去的职业军人大约为几万人。

　　可是，后来由于美国在战略政策上出现转变，盟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的所谓“战犯假释”的指令，岸信介等甲级战犯因此被释放和减刑，之后又撤销了各种“褫夺公职”的法令，这些战犯和曾经被清洗的人再次担任了公职。以岸信介为例，他出狱之后不久，就组织并成立了日本最大的保守党“自民党”。在岸信介担任内阁首相的时候，他的内阁成员“由大臣到长官，曾经被清洗的人数达到了一半左右”。在回忆录中，岸信介得意地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由他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是多么猖狂。

　　战后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战争赔偿，可是二战之后的日本赔偿，却并没有通过法律、法庭的方式去解决，只是根据《波茨坦公告》，由远东咨询委员会制订的“临时赔偿方案”而解决的。受到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态度的影响，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也是不了了之。其他各地和东京的审判也只是简单地追究了几个战犯的发动战争罪、违反和平罪、侵犯人权罪而已，面对被害者的伤害赔偿问题却没有提及，致使战后过去了60多年之久，却仍然遗留着一大堆的民间伤害问题悬而未决。

　　最让人觉得意外的是，那些被判了刑的战犯和他们的遗属，竟然还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赔偿和补偿，反倒是被日本伤害过的无辜者，日本方面则没有任何的表示。被日本伤害的受害者至今却未得到补偿的不计其数。

　　导致东京审判不彻底的原因有很多，作为一个大审判，纵观历史这是首次，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加上战犯的人数过多，涉及到的国家也很多，战犯的罪行太多，战区大，再加上战争刚刚结束，时间比较仓促，日本又故意掩盖其罪行，销毁了很多有力的证据，才使取证非常困难，也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很多罪行没有能够被发现，并对其进行严惩。

　　远东的国际军事法庭，是由11个国家法官代表组成的，虽然法官代表着国际的利益以及正义的一方，可是也代表着本国政府的立场，再加上每个国家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程度并不相同，所以认识和看法也不会一样，这就使很多问题在取得共识的方面遇到了困难，致使一些应该判决的案子却没有判决。

　　英国、美国等国家只是肯定了太平洋战场的地位、作用，对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却不足，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可是中国的发言权是没多大分量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签署的原因。这些都是使得审判不彻底的原因，不过，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美国的冷战战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特别宣言设立的，由东京审判到“冷战”政策的诞生，美国始终想利用他们对日本单独占领的特殊位置，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随着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内地的失败以及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出现，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和防波堤，由最初的扼制，变成了后来的扶植。

　　1948年12月24日，在处死了东条英机等几名战犯之后，美国便宣布释放其他19名甲级战犯，而且不再进行审判。1950年3月7日，盟军的最高司令部又颁布了第5号指令，规定：在刑期终了前，释放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这样的做法破坏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

　　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以及日本天皇制的政治保护，还有财团的经济支持，使日本右翼分子开始在社会中散布否认侵略战争的观念，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也再次出现。另外，也正是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才使战争结束了60多年之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民间受害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战俘劳工问题、细菌化学武器问题、重大惨案暴行问题、经济掠夺和文物掠夺问题等，都没能得到彻底解决。

　　不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要怎么掩盖事实真相，怎样扭曲事实，但历史总是会给事实以最公正的裁判。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一个斥之不去、挥之不灭、永远追随着时代脚步的影子;他还是一个不容亵渎的智者，启迪着这个社会不断地自我解剖、去污除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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