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中国谈不上什么大帝国。“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大多数也不能算是帝国——至多前秦可以算一个，它曾经统一了几乎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不过，这些小国却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拥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包括采用“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混合采用两种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会产生讯息混乱的毛病。
“五胡乱华”后期，北方的局面逐渐澄清，鲜卑人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涵化，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沿边地带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央派到那里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与胡化之间摇摆不定。北魏本身的汉化，经过了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先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再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
鲜卑人建立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起相当程度上自治的小区，国家其实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在几百年里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分裂中寻求整合。
文化的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临的文化冲突和重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限于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原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原也是在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逐渐改变、丰富汉人的文化性质。单以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都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与中原四邻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这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感觉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要更为积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侵占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信仰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个例子的结果相反，但深层的心理动因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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