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的早些年，明朝尚未最终覆亡，在南方还有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唐王朱聿键为首的“隆武政权”以及桂王朱由榔为首的“永历政权”，这段时期统称为“南明”。其中，“永历政权”由于得到广泛的拥护，曾一度与清廷划江而治，可惜由于内部倾轧，永历朝廷最终错失了多次复兴的良机，不得不偏安云贵一隅。
为挽回颓势，南明西宁王李定国(原大西军将领)决定联络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夹攻夺取广东，以图兴复南明的大业。夺取广东的最关键一役在于攻下广州西南的新会，“克新会，则广州可下”。恢复广东是当时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李定国对此一直踌躇满志。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李定国聚集全部主力挥师入粤，一路势如破竹。这年四月，大西军开始全面围攻广东新会，誓要取新会而下广州。而坚守新会的清军(汉军)也获得死战命令：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新会，人在城在，人不在城也要在。
在李定国的三次大型围城攻坚战中，驻守新会的清军屡屡将百姓驱逐出来当“炮灰”，李定国不忍心，于是一次次放弃进攻。具体是这样的：当李定国通过挖掘地道抵达城墙根下炸开城墙，正要组织大炮猛轰缺口的时候，新会清军就驱逐百姓有序地出来搬石块，一一堵回缺口；当李定国用葵树干扎成“捆青”堆砌成台阶要爬上城墙时，新会清军就让百姓从城墙里挖缺口爬出来，将“捆青”一一搬进城内。李定国没辙了，只好借优势的兵力实施了长期围困，要将新会清军困死饿死。
而新会清军也早制订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城池的方案，并且还针对李定国不忍伤害百姓的“善良弱点”采用了各种不择手段的守卫方式。在对内的宣传方面，新会清军大肆宣扬失守的可怕后果 一旦失守，清廷必将派兵反攻，重新夺下城池之日必会有灭绝性的屠城，因为“扬州屠城”才发生过不久。于是，对谁当皇帝不甚理会的百姓自然就站在清军一边，全力支持他们守城，所以才甘心被驱赶。有人评论李定国的这场战争是“好汉遇到了无赖”，可是战争中，“无赖”何尝不是战争策略之一呢？对于弱者一方的新会清军，如果他们非要守住城池，也只有“无赖”这一招数了，否则面对20万大军，他们拿什么去抵挡？
在李定国对新会城围困了三个月后，新会城内已再无粮草。而当时，李定国的军队也遭遇了大规模瘟疫，双方都在一线生机下死撑着。李定国本想期待郑成功的军队按约与他会师新会，然而郑成功屡屡拖延发兵时间；而清廷则早已派遣八旗大军南下，联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的汉军蛰伏在广东三水，伺机支援新会。
在这关键时候，新会清军决定让城内百姓，每家每户贡献出一人作为“人肉口粮”。在实施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忠烈妇女，为自己的丈夫和家人自愿爬进油锅。《新会县志》记载，有个姓莫的媳妇与婆母相依为命，守将要杀食婆婆，莫氏叩头请求替婆婆死，守将说：“真是一位孝顺的好媳妇！”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把莫氏烹煮吃了。又有一个姓李的妇女，丈夫被守将抓去，将要被杀，李氏哭着说：“丈夫还没有儿子，如果杀了他，就绝了他家的后代了，我即使活着又有何用？请把我吃了吧！”守将也答应了，将李氏烹食，把她的骸骨交给她的丈夫带回家安葬。还有一位姓梁的穷书生将被烹食，他的十岁女儿请求代替，守将被感动了，就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数月下来，新会清军竟吃了一万多人。不过，到当年十二月城围被解后，剩余百姓因自觉“安全”了，所以也没多少人痛恨清军的“吃人之举”。
对于这段历史，《新会县志》原文如此说：“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不过这段文字记录的是战争造成的惨状，而对新会清军却鲜有批判，此为一奇。或许当时的新会百姓都还在庆幸没有遭遇满城皆尽的“灭顶之灾
就在新会城内如此不择手段地渡过“朝不保夕”的粮食危机时，李定国在城外的大军也因瘟疫死伤过半，郑成功大军却依旧爽约渺渺无望。清廷援军趁机杀到，八旗清兵会同平、靖二藩军队前后夹击，用大炮轰乱了李定国最厉害的象兵阵。经过四天激战，李定国大军尽数兵丧在今天新会北门外的圭峰山下，20万大军最终只剩数千人逃回了云南。新会一役后，李定国精锐尽失，从此他再无力量进军广东，南明复兴的希望遂化为泡影。
这场战争里，李定国因怜悯百姓之心没能攻下城池，新会清军则因吃人守住了城池避免了灭绝性屠城的出现，救了百姓。在道德方面，还真难以评说这样的“吃人战争”。一切常规的人类价值观就这样在战争中被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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