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指专权的宦官藉皇帝之力，将反对他们的士大夫和太学生诬告为“党人”而加以禁锢。大规模的“党锢之祸”共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桓帝、灵帝时。公元166年，朝臣李膺、陈蕃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猛烈抨击宦官乱政。操纵桓帝的宦官就矫诏以“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的罪名，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关进监牢，后来虽赦归故里，却禁锢终身，不淮为官。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结果事洩，窦武、陈蕃被害，宦官再次大肆捕杀“党人”，被囚监、杀戮及流放的达六、七百人，并且株连及五族、师生，全部免官禁锢。其波及之广、残害之深，比第一次“党锢之祸”更厉害。
第一次党锢
起因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 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书求情。[12] 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
起因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了局，于是私下商议，趁日食的天象上书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窦太后认为从汉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是正常现象。虽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却保护曹节等人，不愿士人处罚他们。
九月辛亥政变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张、谢上书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27] 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30] 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大狱再起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便要自前往监狱。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馀人被执，庾死。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投靠鲜卑人，后来鲜卑人在张俭引领下侵略中原，无数百姓生灵涂炭。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再起
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党锢之祸的结果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公元189(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董卓掌权后，大肆淫乱后宫，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腾，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诸侯纷纷讨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蝉和吕布以美人计和反间计才将其杀死。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虽然”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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