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中国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及第。王安石担任官吏后，力主变法革新，深得宋神宗和封建士大夫的信任。熙宁二年，他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从此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改革。王安石认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只有发展生产、节约支出，才能做好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在实施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当务之急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实施了《均输法》，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建立了《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行为，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实行了《青苗法》，使广大农民能够“赴时趋事”，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采用了《农田水利法》使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良田，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王安石的变法图强措施的实施，宋朝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景象，正当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初见成效、逐渐走向成功之时，他的经济改革也开始面临厄运。由于变法触及了当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开始施加压力，最后变法不得不停止，王安石也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闲居江宁府。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素养和政治才能出类拔萃，而其理财的理念和能力与文学水平和政治才能相比，更是毫不逊色。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南丰（今江西）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考中进士，任召编校史馆书籍，官至中书舍人。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以散文见长，也能诗。《宋史 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而自成一家”。曾巩不仅文采出众，对会计也是非常精通的，他曾写《经费议》一文，论述了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和重要性，宋神宗看后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巩把节用作为理财之要，目前谈论财政者，都未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史籍精华译丛，黄河出版社等四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2页）曾巩认为“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曾巩在议论经费时，不是空洞地进行说教，而是采用了因素分析法，对景德、皇佑和治平三朝费用开支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万亿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余，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佑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校之费亦一倍于景德。”曾巩作为一个文学家，其在会计上的造诣也很不一般。（《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二》，曾巩：《议经费》）
苏轼（公元1037—1101年），中国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苏辙同中进士，苏轼文采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苏轼一生虽经历坎坷、屡次遭贬，仍能挥亳泼墨、潇洒自如。文学造诣很深，诗、词、散文、书画等无一不精，脍炙人口之作甚多，在此不再列举。苏轼曾著《省费用》一文，其主旨大意与曾巩的《经费议》大致相同。苏轼认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凡“计”均应以费用为中心，费有计，则国安。如能节天下无益之费，使国有储备，则无大患难。苏轼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节约费用开支对国家的好处和意义。在苏轼为官的生涯中，他都能以会计的思维和理财的方法为当地的百姓增加财源。提高生活水平，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喜爱。
苏辙（公元1039—1112年），中国北宋散文家。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执掌朝政。晚年隐居著述，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合称三苏，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元佑初年，苏辙与户部尚书李常等人主编了《元佑会计录》三十卷，并为该书作序。苏辙认为：凡节冗官，精士卒，克众用，便国富有余。若冗员充积，国用奢侈，积糜耗多，便会导致财匮不给。《宋文鉴》卷八十七记载：其在《上皇帝书》中以‘去冗’为主题，发表了自己关于节约费用支出的看法。他认为：害财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费。而要做好会计核算工作，做到节约支出，就必须“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则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也就是说，在会计工作中，手续、程序要简便易行，账簿设置要少而精，冗员冗费减少了，才能节约支出，使机构运行合理有序。（《宋文鉴》卷五十六）
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北宋文学家、书法家。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能诗文及词，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是治平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后因修实录不实的罪名被贬。病逝于宜州（今广西宜山）。公元1101年4月，黄庭坚到湖北去访友。在荆州的路上，正好邂逅自己八年未见的老朋友李辅圣，心里异常激动。从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分手，此时已经是八年未见。突然在荆州相见，两人都是非常激动。黄庭坚赋诗一首相赠，诗中以会计的有关知识和老友叙旧，并和老朋友开了个玩笑。此诗诗名《赠李辅圣》，记载在《黄山谷年谱》一书中。诗的全文如下：
交盖相逢水急流，
八年今复会荆州。
已回青眼追鸿翼，
肯使黄尘没马头？
旧管新收几妆镜，
流行坎止一虚舟。
相看绝叹女博士，
笔研管弦成古丘。
诗的大意是：时光流逝，转眼已经八年过去了，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竟然意外地在荆州相会了。这么长时间了，老朋友有几位红颜知己相伴啊？你过去的和现在新收的红颜知己一共有多少啊？那个吹拉弹唱、色艺双绝的女博士——孔君还好吗？
诗人这里运用了在宋朝官厅会计中常用的会计核算法——四柱清册法的知识和老朋友李辅圣叙旧。诗中涉及的“旧管，新收”本是四注清册法中四注中的二柱，其它二柱为“开除”和“实在”。四柱清册法始于唐朝，盛行于宋朝，是一种重要的会计核算法。四柱清册法在当时来讲，其先进程度远远超过西方。四柱清册法写成公式就是：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或：旧管+新收一开除=实在
它相当于今天的：
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期末余额
或：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一本期减少额=期末余额
相传，在宋朝士大夫家中，买歌妓侍妾是很平常的事，诗中以“妆镜”比喻女人，诗人以玩笑的口吻逗李辅圣“旧管和新收”了多少女人，开除了孔君，现在还“实在”多少个女人啊！诗人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也。这也充分说明了黄庭坚对“四柱结算法”是十分精通的，这些从侧面说明了宋朝的官厅会计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比黄庭坚稍后的辛弃疾诞生于公元1140年、逝世于公元1207年。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其家乡山东已被金人所占。辛弃疾一生主张抗金，年轻时，激情满怀，大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志，一心想驱除金人，建功立业。只可惜，平生抱负，未能实现。其名作《鹧鸪天》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表明了他报国志愿未能实现，愤懑不平的心情。辛弃疾晚年退居江西上饶一带，并取“人生在勤，当以田力为先”之意，自号稼轩。其词在数量上超过前辈和当时的作家，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与苏轼并称“苏辛”。辛弃疾晚年仿效晋代隐士陶渊明，过着恬淡、舒适的田园生活，有词为证。
万事云烟忽过，
百年蒲柳先衰，
而今何事最相宜，
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
更量出入收支，
乃翁依旧管些儿，
管竹管山管水。
这首词见于《稼轩长短句》卷十，《西江月 示儿曹以家事付之》。它基本上反映了辛弃疾晚年的生活和心境。辛弃疾一生对政治、军事、经济都有着深刻的见解，对会计核算亦深有研究。这首词的下半部，以掌管家事而悠然自得，以计量收支而称心自娱。词中所用“出、入”乃当时官厅会计所用记账符号，“收、支”乃民间会计常用的记账符号。辛弃疾将之用到自己的词中，自有一番新意。归纳起来，主要是表明：第一，家计核算非常重要，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第二。向自己的孩子们表明，自己虽然老了，但不是白吃闲饭的，自己是有掌管家计才能的；第三，以俗为雅，显示出他自然恬淡、看破红尘、超然物外的达观思想和风度。
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的会计发展非常缓慢，会计人员的地位也很低微。在会计地位与发展同样不受重视的宋朝，却诞生了如此众多精通会计业务、善于理财的文学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遗憾的是，正当宋代的统治者捍卫和加强封建统治的时候，在西方却正在酝酿着一场震惊世界的资本主义革命，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从而使西方诸国跃然成为世界强国。在这场革命的发源地——意大利，诞生了被史学家公认的近代会计之父——卢卡？帕乔利。如果这场革命也同样发生在我国的宋代，也许近代会计之父的桂冠就会花落于本文所推介的这些宋代文人墨客头上。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她真的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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