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部表达奥运精神的英国故事片Chariots of Fire (中译名《烈火战车》)获7项奥斯卡提名，最后获4项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写作、最佳音乐、最佳服装设计)。影片是由真实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其主人公的原型是巴黎奥运金牌获得者埃里克·利迪尔(EricLiddell)，一个生于中国并长眠于中国的英国人。
埃里克·利迪尔，1902年1月出生于中国天津，祖籍苏格兰，其中文名字叫李爱锐。利迪尔从小说汉语、穿中式服装，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一直跟随父母在中国长到5岁才回英国求学。利迪尔从小酷爱体育活动，在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凡的运动才能。上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爱丁堡大学橄榄球队，并成为队里头号明星，还显示出在竞跑方面的巨大潜力。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比赛中，利迪尔一举为英国夺得这一项目的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这项纪录一直保持了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利迪尔于1925年8月来到了他阔别18年的出生地天津，致力于帮助中国改变落后的教育。他所在的新学中学是一所始建于1902年的英国教会学校，该校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吴必显等众多的知名人才。在这所学校，利迪尔承担了高中理工科和英文的教学工作。由于利迪尔这位苏格兰飞人的到来，也使得新学中学的体育教育受到重视，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利迪尔还根据世界田径赛场的标准和自己参加比赛的经验，对当时的天津民园体育场的改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如跑道的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使改建后的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先进比赛场地，举办了不少国际性比赛。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天津爱国学生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对于中国学生的救国活动，利迪尔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百灵庙大捷后，利迪尔利用自己教师兼传教士的身份在社会各界募捐抗日资金，还通过当地教会为流离失所的东北等地难民赈灾赈饥，将战地的受伤难民送到基督教医院进行救治，用爱心关怀他们。卢沟桥事变后，利迪尔多方号召当地教会和信教群众以仁爱精神抢救伤员，自己也带头冒着日军的炮火多次到火线抢运受伤的官兵和民众。同年11月，新学中学正常的教学被迫停止，利迪尔前往战火中的萧张县，为英国伦敦教会设立在该县的一家慈善医院运送物资和资金，免费救治参战负伤的中国军民。1939年2月，日军抓到了7名中国士兵，其中两名伤员大声号召群众与日寇做斗争，被敌人当场砍倒在地。日军走后，当地村民发现其中一名伤员还活着，便把他藏了起来。利迪尔得知消息，立刻用自行车驮着这名可敬的伤员在夜色中奔跑了60多里，及时送到当地一家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日军当时还不敢公然侵犯西方国家的在华人员和机构，这名抗日军人在教会医院的抢救下，竟神奇般地活了过来。
日军全面占领天津后，各学校爱国学生以“读书会”为依托，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利迪尔不仅掩护学生骨干，帮助收藏抗日传单，而且在经费上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根据地的各种物资药品奇缺，一些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便主动承担了为根据地运送物资的任务。利迪尔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在天津居住的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奥地利医生傅莱、传教士罗兰兹等人，购买了无线电通讯器材、药品等物资送往根据地。不久，由于驻天津英军撤离，利迪尔支持抗日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但他依然想方设法通过走私商贩为根据地送去了所需要的盐、砂糖、火柴、电池、纸张、药品等物资。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利迪尔和在天津的外国人失去了以往侨民身份的保护。为了保护怀着身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利迪尔把她们送去加拿大。随后，日本宪特机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在天津地区生活、工作的全部外国侨民。在日寇这次大抓捕行动中，利迪尔虽然事先得到一些风声，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躲过日军的搜捕。1943年3月，利迪尔被押送到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
在潍县日军集中营里，利迪尔依然充满乐观情怀。战争中总共有2008名外国侨民(如司徒雷登)被关押于此，其中包括327名儿童。他编写了一本化学小册子，为被关押的孩子们补习功课，带他们进行体育活动，给他们讲奥运会中的故事。然而，由于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迫害，利迪尔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整个人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最后又被诊断患上了脑瘤。1945年2月21日夜，利迪尔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年仅43岁，离日本宣布投降仅还有175天。
今天，在利迪尔去世的地方，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的碑身和碑座，分别由采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花岗岩制成，碑上镌刻有一段中文铭文：“他们应可振翅高飞，如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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