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但并没解决传统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学价值观；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

《乾隆大阅图》，郎世宁绘

记者：陈辉

残忍而多变的乾隆

北京晨报：乾隆前期与后期变化极大，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此外，他受《易经》影响很大，主张宽严相济，刻意不让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变来变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别残忍。

北京晨报：在书中，您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杀，堪称惨绝人寰，可为什么后代文人反而大加赞美这么一个残忍的人呢？

张宏杰：因为我们有强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杀人越多就越是伟大，其实乾隆的有些行为与希特勒没什么差别，后代文人赞美乾隆，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人道主义的基因，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道主义，还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残忍的，从性格上论，康熙比乾隆宽厚许多，可一旦危及皇权，他也会变得很残酷，动辄灭族。所以说，残忍不是乾隆的问题，而是专制思维的问题。

为何错过现代化

北京晨报：乾隆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最“好”的皇帝却办了最坏的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死循环？

张宏杰：因为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并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无非是把传统的统治技术推到极致。而18世纪，人类文明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乾隆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的是对民众的驯化。如果当时专制统治不是那么密不透风，民间能拥有较大的经济、文化、思想空间，现代化有可能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政治监狱，这个监狱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主动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难以突破的鲜克有终

北京晨报：像历史上许多“明君”一样，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聩、懒政、迷茫的状态中，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绩效如何，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可没有内外条件的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根本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好逸恶劳，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

权力应该受约束，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不让人思考，而皇权是会让人上瘾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还会推出一本书，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权在手很潇洒，其实历代皇帝平均寿命很短，生活质量很低，在权力的重压下，人往往会走向变态。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报：乾隆在达到盛世后，对盛极而衰充满警惕，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反而加剧了衰落的到来？

张宏杰：在历史上看，盛世维持的时间都不长，说明它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压力越大，崩溃越快，结果又落入治乱循环之中。乾隆这个人责任感很强，他的忧患意识比历代皇帝都要强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础是将百姓牢牢地控制起来，这只是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是爱新觉罗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并不是底层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资源都握在手中，绝不放开。

在自然界中，鲜花与毒草都会有，毒草也在为生态系统做贡献，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胁，一旦发现，立刻消灭，这固然是稳定了局面，却扼杀了一个社会应有的活力。乾隆时代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传统政治中没有好的应对手段，如果放松一些，通过发展本可缓解这一矛盾，可乾隆却反其道而行之，自然会使危机加剧。

为压制意见，乾隆朝文字狱重点打击社会底层。据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30起，官绅、名士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约130起文字狱中，72%出自社会下层。体现出乾隆对社会动荡的过度防范心理。

一代读书人的悲剧

北京晨报：书中张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张廷玉甘为皇家秘书，乾隆反而屡加羞辱，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张宏杰：乾隆对自己的智力极度自信，认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远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规则。对他人表面上很礼貌，心底却缺乏尊重。对敌人或对手，喜欢像猫玩老鼠一样，随心所欲地捉弄够了再吃掉，这是专制者们生存快感的来源之一。

乾隆性格与张廷玉有相似之处，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为其表面恭顺迷惑，总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义者，总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属下的大脑。他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将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虽然丰富，却缺乏同情心，别人对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极度受伤害。

至于张廷玉，他看到体制太强大，感到自己无法对抗，从中又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自觉地成了它的帮凶。如果当时士人携手，经过几代抗争，也许能撼动体制，但那一代读书人没有牢固的精神基础，都是实利主义者，看到抗争了，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么，加上刚脱贫，难免会被利益诱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识分子许多从贵族转化而来，对物质的饥渴感没那么强。

反腐者却成了腐败者

北京晨报：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后来为什么他自己也变成了贪腐者？

张宏杰：乾隆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但并没解决传统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学价值观；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

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加上他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仅仅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从纪律严明到制度性贪腐的转变。乾隆后期，腐败已成为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这是基于制度而产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被自己的权力所俘虏

北京晨报：贪腐严重，尹壮图曾上书谏言，反而引起乾隆大怒，其实尹壮图是善意的，想帮助乾隆，可结果却适得其反，令人不解——说出真相那么可怕吗？

张宏杰：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局部的。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他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既已发现和处理，就证明问题已经解决。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因为晚年乾隆成了“洞穴人”。《“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一文说过：“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的“负面报道”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代盛世的特点

北京晨报：乾隆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盛世”一词重复最多的时代，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那么，古代的盛世特点如何？

张宏杰：生逢盛世，是许多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然而，每次盛世都以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为前奏，而结局同样是大崩溃。因为历史上的盛世依赖的是人治，而非制度创新。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王朝埋头开拓时，不常提及盛世。相反，当问题重重时，却常高唱盛世，因为那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证明。一个蒸蒸日上的政权不需要用自我宣传来壮胆，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帝王和大臣从不自夸为盛世。南宋高宗赵构偷安一隅，国仇家恨尚不能报，却常自诩为盛世。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也铺天盖地。在整个清代，盛世叫得最响的是雍正与乾隆晚期。

北京晨报：如果假设一下，乾隆的眼光能更开阔一些，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

张宏杰：这只能是猜测，如果马戛尔尼来华正值乾隆初期，可能他对世界大潮会更敏感一些，但也可能依然麻木。乾隆视野受限，他的知识结构不足以理解新的变化，即使在今天，我们已生活在信息时代，许多人对世界文明不照样视而不见？许多国民的心态，比110年前的义和团又改变了多少？一个人很难突破自身教育、经历的局限，这只能靠时间来慢慢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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