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9年，曹魏政权进入又一个政治周期，到嘉平元年(249年)结束，恰好十年。在权力的博弈与洗牌中，有个女人也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她就是曹睿临死前册立的皇后郭氏，史称明元皇后。
在历史评价体系中，郭氏的花瓶指数，几乎直追汉昭帝的那位上官氏，理由也充分，十年间，除了被软禁，没她什么事儿，而后仅剩下一个太后名头，谁都可以拿来用，不是花瓶是什么?然则实际情形又怎样呢?
史料虽无明确记载，蛛丝马迹倒是不少。
先是，“爽以宣王(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随后，“台中三狗”何晏、邓飏、丁谧做了尚书，权力要津悉数被曹爽党羽掌控，“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司马懿被完全架空。《三国志》描绘的这种政治生态，看似无关郭氏，其实大有关联。官员任命，需要履行一定程序，曹爽个人说了不算，至少司马懿在位时，曹爽不敢任性，这就跟选举一样，得大家商量着办，少数服从多数。当两个托孤重臣意见对立时，裁决权归于太后。
联系起来看，如果没有郭氏的支持，曹爽恐怕玩不过司马懿。也就是说，曹爽的前期表现，可能骗取了郭氏的信任，她的关键一票，导致司马懿不得不妥协，否则很难理解老奸巨猾的司马懿怎么就成了软柿子。
正始八年(247)，郭氏被监视居住。《晋书》：“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什么原因?《资治通鉴》的答案是“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
以上足以说明郭氏并非政治花瓶。
作为小皇帝曹芳的看护人、当朝太后，她的常规套路是尽可能地掌好舵，调和各方势力，以保证“君臣佐使”发挥相应作用，不应该成为花瓶。那么问题来了，郭氏是如何沦为花瓶的?有无不为人知的缘故?
我个人以为，不能不提及某种隐痛。囿于情感和道义，她需要回报曹睿，站队曹氏宗室，以确保曹魏政权在法统上不至偏离走向;然而在立场上，得咎曹爽阵营，亦非无风起浪，从后来的两次废立来看，她似乎更倾向于司马氏，起码内心默认。分析其中原因，显然不止一条线出了故障，而是蜘蛛网垮掉了一角，出身属性、经历体验以及对现实的失望，都可能影响了她的立场。
郭氏，“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西平郭家的杰出人物，《魏略》里记载了郭宪、郭芝等，郭宪曾因庇护韩遂，曹操不念其恶，反而“叹其志义”，赐爵关内侯，“由是名震陇右”。
就出身而言，她与司马氏“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更为接近，当时称为门阀士族，与曹氏的寒族出身存在先天对立。
黄初中的那次反叛，谁引发的?《三国志魏书》载：“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这个麴演正是割了韩遂脑袋去曹操那儿邀功的人之一，曹丕派名将苏则讨伐之，事儿做得不彻底，随即又发生更大规模的叛乱，直接导致了郭氏的流离入宫。追根溯源，曹氏抑制士族势力，以至兵连祸结。
情感与立场的相悖，是郭氏最大的隐痛。
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弃哪一个都肉疼，疗伤的有效办法，唯剩下自我催眠。当然，她这也是自找的，政治博弈焉能面面俱到?火中取栗赌一把，固然天真，放弃制衡意识，导致臣僚撕裂、政局不稳，就不啻是不智了。
公元249年春正月甲午，司马懿发动兵变，“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曹爽及诸兄弟和一干党羽，皆伏诛，夷三族，一时血流成河。这一次郭氏没有任何意见，她也无从发表意见，即日起，她注定将沦为花瓶，没有选择，如同小清新的绝对纯洁终将回归残酷现实一样，不可承受之重。
有趣的是，郭氏这只花瓶，不足为后人示范，后来却价值连城。司马师打算废黜曹芳，需要请示她;司马昭追废遇弑的曹髦，要借她的名义;就连毌丘俭、文钦举兵淮南，钟会在蜀地反叛，都要打着她的旗号。然而这些都是后话，起码在前十年里，不能说她是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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