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帝王史，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们无不是从小就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前朝皇帝治理天下的帝王之道。但是，明朝中叶之前历朝历代却没有一部供小皇帝学习的专用教科书。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有一部供小皇帝学习的专用教科书问世，这就是《帝鉴图说》。

那么，《帝鉴图说》是谁编撰的？又是如何问世的？究竟是一部什么样内容的专用教科书？这部教科书对于小皇帝的学习文化和治理天下有什么作用呢？

这部名叫《帝鉴图说》的书是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10岁的小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阅读的教材。此书成于明朝隆庆六年，取唐太宗“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之语名之曰《帝鉴图说》。其内容取材自历代帝王足以借镜或警惕的事迹，并有插图作为说明。图在前、文在后，每则故事先录上一段简短的史传记载，再译为当时通行的白话文，於文末提醒为政之方，浅显易懂，可谓是专门为年幼登基的小皇帝精心设计的启蒙教科书。

这部小皇帝专用教科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两者对比鲜明，张居正更配以独特精到的评论，清晰透彻地诠释出帝王之道。而书中的插图采用明代的木刻版画技术，线条简单，轮廓清晰，图文并茂，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

明朝中叶，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因嗜好神仙老道之术，斋醮不断，致使朝政荒废，百病丛生，危机四伏。梦想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致使权奸严嵩专政擅权、为祸朝野达17年之久。一时弄得兵备废弛，帑藏耗竭，民不聊生，国势日衰。公元 1566年，嘉靖皇帝崩驾，其子裕王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因年号隆庆，也称隆庆皇帝。朱载垕登基后，革除弊政，躬行节俭，任用大臣徐阶、张居正等，刷新朝政，可惜在位仅6年，便一病不起。朱载垕去世时，其三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年号万历。此时朱翊钧年仅10岁，还是个不通世事的小孩子。这时候，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在大太监冯保的协助下，将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高拱逐出朝廷，从而掌握了执掌中枢的大权。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 16岁中了举人，23岁高中进士及第，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即1567年出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与高拱并为宰辅，加封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进入仕途后，曾亲眼目睹朝廷腐败的种种黑暗，因而一旦身为内阁首辅大臣时，便一面主持朝廷各项政务，一面担负起了教导小皇帝朱翊钧的重任。

·张居正为万历皇帝所编的专用教科书《帝鉴图说》中的插图。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但是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一代名相，而张居正正是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教育和帮助10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整饬史治，刷新颓风；他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他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救朱明王朝将倾大厦，使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重获生机。

朱翊钧6岁时学习的是《三字经》，10岁时行冠礼，出阁学习的是《四书》，不久，成为皇帝了，便在文华殿由讲官讲授读书。不仅要学习《四书》，而且还要学习《通鉴节要》，即《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段落。《四书》、《通鉴》虽经讲官讲解，但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只能按照传统的方式记忆背诵，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其意义，而且让朱翊钧感到读书学习的生活十分枯燥乏味。

于是，张居正便指导讲官马自强等人，“采摭前代君人治迹”，编撰了一部书，用作指导朱翊钧学习的专用教材。这部书的编撰者马自强也是嘉靖进士，隆庆年间，常侍于穆宗朱载垕左右，值讲经筵，是当时朝廷内一位满腹经史、为人耿直的大臣。参与这部专门教材编撰工作的，还有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吕调阳。吕调阳也曾侍穆宗经筵，据史书记载，每当他入宫侍读，必戒斋沐浴，“期以精诚悟主，往往援引经传，列古义以规时政。”由于参与编撰人员都是饱学之士，因而这部供万历皇帝学习的专用教材很快便问世了。

张居正主持编撰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为“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故题名为《帝鉴图说》。由于它图文并茂，便于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因而朱翊钧一经观赏，便爱不释手，当时还吩咐史官，要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

据有关史料记载，《帝鉴图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题名为《圣哲芳规》，编录上自尧舜；下止唐宋共23个古代帝王的“其善为可法者”事迹共81则；下部题名为《狂愚覆辙》，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恶可为戒者”劣行共36则。《周易》称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这上下两部书在选取事例时分别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为数，用以区分善恶，暗合《易经》，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佞臣”等；对秦始皇赢政，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佶，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 等。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而是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病逝后，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荒唐帝王。

在《帝鉴图说》中，图画部分占有相当的份量，书中每一则事例都配着一幅画，每幅画都占一整幅页码。有明一朝，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之外，还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著名人物画家。《帝鉴图说》的绘画者虽未署名，但以其为御用图书配画的资格论，想必为一时之选。画面上，以二维空间表现透视关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充分展示了当时绘画艺术的超卓技艺。

这部书问世后，由于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而深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喜爱。他不用别人讲解，根据图文就能了解其内容十之三四。从此他便把此书置之座右，随时翻阅，经常于日讲之毕，命张居正为其解说，对于有些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讨论，提高了思想认识。

譬如，万历元年，即公元1573年3月4日，张居正对朱翊钧讲《帝鉴图说》中汉文帝于细柳“屈尊劳将”的故事，针对当时重文轻武、武备废弛的弊端奏说：“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武将忠勇可用者，稍假权柄，使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上然之。”朱翊钧听后深表同意。

再譬如，同年10月8日，张居正讲宋仁宗“不喜珠饰”的故事，朱翊钧听后说：“国家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张居正随及申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五谷养人，故圣王贵之，金玉虽贵，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铢两之间，为价不赀，徒费民财，不适于用，故书言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法，良以此耳。”使朱翊钧明白了珠玉奢侈品之无用与五谷之可贵的道理。

还譬如，万历三年，即公元1575年3月4日，朱翊钧在读《帝鉴图说》中关于汉光武帝刘秀因阳湖公主事“赏强项令”董宣时，很感慨地对张居正说：“彼公主也，尚不能私一奴，如此外戚家，何可不守法令。”

这说明《帝鉴图说》一书，由于编纂得当，可读性强，对年幼的朱翊钧的教育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张居正辅导的认真，他很想通过读书教育，使朱翊钧成长为自己所期望的一个皇帝；一方面还是得益于朱翊钧的生母也就是后来的慈圣皇太后李氏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其实，早在隆庆二年，年方6岁的朱翊钧被立为太子时，所受的教育就非常严格。这也正是他继位之初能够勤于朝政的主要原因。

当时，朱翊钧被立为太子，隆庆皇帝便任命张居正为太子太傅，教导朱翊钧读书学习。每当太子读书学习，张居正必尽心辅导。然而，正当朱翊钧一心一意用功学习的时候，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却因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开始不思图治，追求享乐生活了。他把国家大事全部推给张居正，自己却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深居后宫，任情纵欲，寻欢作乐。由于纵欲过渡，身体越来越不好，即使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仍然纵情色欲，不听臣下劝谏。致使他在位仅6年，便驾崩归天了。于是，朱翊钧登基成为万历皇帝。

朱翊钧当上皇帝后后，他的生母李氏这位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勤政为民大有作为的一代圣主明君。为此，她搬到乾清宫与儿子同吃同住，关照他的起居生活。每逢上朝之日，她不到五更便亲自起身叫醒儿子起来，命左右取水洗漱完毕，使之登辇出朝。每次儿子读书学习回宫之后，便命仿效讲官所讲重复一遍。若儿子贪玩或不读书，即罚长跪。所以朱翊钧在内外两方面的监督和辅导下，学习很是认真，一应大事都听从母后和张居正的安排，这也就促成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新政改革的实现。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朝廷上下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即1582年，当初的万历小皇帝，已经成为大婚4年的青年帝王，从此开始亲政。

谁知就在此时，才走过57个春秋的张居正，终于因国事劳累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不久，便抛下了他16年始终不放的朝政大权权力和10年来竭诚扶持拥戴的万历皇帝，撤手人寰，驾鹤西去。张居正病世后，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天，赠上柱国，谥“文忠”，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8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门，已经被抄家。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教导和扶持的万历皇帝如此无情的清算和惩处！

朱翊钧这种180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朱翊钧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其三，张居正的改革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并且生活糜烂，一方面住着豪宅，又占据着严嵩留下来的香庐，一方面享用着戚继光奉送的波斯美女姐妹，而手下人又大都有经济问题。这些都成为许多大臣攻击他的把柄。因此，在他病逝之后，朱翊钧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他的这位教育了他16年的恩师。

其实，朱翊钧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张居正当国10年，所揽之权，是朱翊钧的大权，这虽然是张居正处理国事的需要，但是，他的当权便是朱翊钧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朱翊钧成为了对立面。张居正的处理国事，独握大权，在朱翊钧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历朝历代帝王的逻辑，朱翊钧自然也不例外。张居正既然已经去世，朱翊钧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于是，16年的师生情谊至此恩断义绝。朱翊钧下令对张居正进行抄家，并削尽其宫秩，夺去生前所赐玺书，以及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人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名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令人叹息。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万历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呼冤。然而国难思良将，国衰思良臣，直到40年之后，天启二年，即公元1622年，明熹宗朱由校为激励臣下，鼓舞士气，才想起昔日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于是，下旨予以复官复荫。然而，这一切俱已晚矣，因为，世间早已没有了张居正！此时，距明朝灭亡的甲申之变仅有22年。

清朝入关进驻北京之后，对《帝鉴图说》一书十分重视。在清朝的皇室教育中，这部在明朝问世的小皇帝教科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成为清朝帝王必读的教科书之一，为他们掌握为政之道、树立正确的帝德大有裨益。尤其是清朝末年，《帝鉴图说》更是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

当时，慈禧垂帘听政，自知文化水平不高，便注意加强学习。正当此时，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由于这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不仅适合小皇帝阅读，也很适合慈禧的胃口。于是，她将这部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她还告诫臣下说“《帝鉴图说》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并指示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将《帝鉴图说》作为同治皇帝的启蒙读物。

翁同龢，身为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两入军机，又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公元1865年11月，经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和负责嵇查书房事务的醇亲王奕譞的联名保举，翁同龢被命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皇帝。翁同龢入值书房后，首先给同治皇帝讲解的就是《帝鉴图说》一书。翁同龢讲解得既浅显，又明白，同治皇帝读得津津有味，时常手不释卷。

光绪元年，即公元1875年12月1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刚刚即位的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接旨后，喜忧交加。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4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明君，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而且慈禧太后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即公元1876年3月21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讲课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和“光明正大”八个字。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接着，他便讲解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对于《帝鉴图说》，光绪皇帝也十分喜爱。有一次，他还根据《帝鉴图说》中的图画，在书房内画了一幅《天人交战图》，画中人团头虎脑、横眉竖眼，看了令人捧腹生笑。翁同龢看了十分高兴，就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殿中日来阳气四溢，亦不复旧景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皇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七年后，光绪皇帝已长成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皇帝的教育，在保留《帝鉴图说》，以及《四书》、《五经》等传统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光绪皇帝综合这些课程一起学习，感到受益非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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