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秋7月，蜀汉章武元年，即位不久的刘备为给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不顾诸葛亮等大臣反对，发兵大举进攻东吴。222年，蜀军出峡与吴军相持于夷陵，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次年4月刘备病死于白帝城的永安宫。临死前将国事托付与丞相诸葛亮。后主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武乡侯，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从此，诸葛亮成为蜀汉事实上的决策者。此时，诸葛亮42岁。当政之后，诸葛亮首先和吴国停战，再度交好，这样就解除了来自东面的威胁。“安居平五路”解决了燃眉之急。然后在国内致力发展生产，积蓄军粮。然后便开始了所谓的“连年征伐”。

　　我们先来看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对得蜀之后的计划：“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可以看到诸葛亮当政之后的作法是完全按部就班来的。不过其中的“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不可行了，因为荆州此时已经在东吴手中了，此时便只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一途了。

　　“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之后，这样就该开始“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了。西羌由于马超的原因，一直都很支持蜀汉政权的，而南中的少数民族，就不是能“抚”平的。因此“三年春，亮率众南征”，七纵七擒，南中平。这样，解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有些人一直以为诸葛亮的北伐误国误民，使得蜀国民生凋敝，最终亡于晋。其实结合当时的环境分析，北伐是必须的。

　　从表面看来，当时天下呈三分之势，相互牵制。但实际上，在刘备东征失利后，蜀汉的形势是最严峻的。猇亭一战，大军死伤过半，本来就危险的蜀汉犹如雪上加霜;再看一下三国的户口，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余万;蜀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再看一下地理方面，要知道，在唐朝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黄河流域，而广大的长江、珠江流域都是很贫瘠的，很少开发。至于蜀地，虽有天险，但是也是由于太多的山区，虽然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但是也不能和占据中原广大土地的曹魏相抗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一不是以地为本，以人为本，地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力的强弱。面积大的国家，收成和生产力高，人口增长快，兵源和军饷充裕，在军事上就占到了决定性的优势。历代的兵家，均是寸土必争。而当时曹魏就是占据着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原黄河流域地区以及北荆州。而东吴所处的江东即南荆州、交州以及扬州，蜀汉所处的益州、南中相比来说是很贫瘠的。

　　那么，有人就会认为了：既然蜀汉处于劣势，那么就应该全力发展内政为上，以逸待劳。但是曹魏政权会如宋襄公一样任你发展，等到你发展好了再和你开战?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放弃军事就是自取灭亡。在这种意义上讲，北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不仅如此。

　　此时荆州已失。蜀国经历大败，魏国却有渔人之利，此消彼长，力量更是悬殊。关中已经成为魏国的首号攻击目标。虽然再度和吴国联盟，但是两国关系亦不牢固。蜀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自力更生。但单纯的防御又不太可能给予足够保证。因此，蜀国只有先发制人，出兵伐魏。

　　而在当时的当时曹魏政权虽然已经完全统一了中国北方。开始休养生息。但是仍未完全巩固稳定，人心也完全归化。百姓们一旦过开了和平时代的生活，经济上有了起色，对现任统治者便不太会有极端的反感情绪。任由这样的局面延续下去，曹魏政权的统治便越来越有根基，对原来的东汉刘氏政权的忠诚度也就更淡了。长此以往，蜀汉仅存的“正统”有时势必丧失殆尽。因此，北伐也是不得不为之。

　　而第一次出征，“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之前降魏的孟达也打算再次归蜀，正是曹魏人心不稳的表现。具体到战略上，战争当中，防御方有个心理上的劣势。攻方如果失败，可以撤退。但防守的一方如果失败，就难有活路，甚至面临灭亡的危险。“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诸葛亮除了主动北伐，再没有其它选择。主动北伐，目的有三。最保守可以保国，保证蜀汉政权的正常运作。中可把战线推前，并控制陇右一带，扩张领土，进而增强国力。最理想的是能通过北伐完成先帝夙愿，一统天下。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蜀汉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并向后主献上了名传后世的《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也。......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纵使时隔近两千年，每读出师表，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出武侯之情，“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之情，千古之情。蜀国内部，反对和阻挠北伐的派系一直存在。尤其是本土的川系，反对北伐是出于其地主集团的自身利益。这些集团在蜀地拥有土地家业。即使蜀国灭亡，投降魏国或西晋仍可安心做大官。而开战不光有危险，还损害其经济利益。

　　当然，北伐对蜀国的经济有一定副作用。史家并不讳言，在历时多年的北伐期间，一段时间内蜀国百姓“面有菜色”。但是，相对于不北伐的亡国亡土，流离失所要好的多。而且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也很注意修养生息。“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这说明北伐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倘若诸葛亮的北伐比纯粹发展内政更损害百姓利益，令百姓怨声载道，绝不会为其立祠至千百年后。

　　北伐当然不是轻易，而是充满风险。对于诸葛亮而言，在后方安安稳稳做太平丞相，把握大权，当然比风餐露宿，出生入死，决战沙场更符合其利益。然而诸葛亮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崎岖的路。平生之愿?报先帝之恩遇?还是为了天下人。六出祁山历时七年，星殒五丈原。诚如杜工部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相满襟。渭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军中，年54岁。之后，姜维的北伐也被迫终止。于是西晋使邓艾钟会攻蜀。彼时，蜀国并非无兵无粮，成都亦是天下闻名的坚城，何况外头还有姜维守住各处关隘。但投降派却马上就劝阿斗弃械。蜀汉从此灭亡。

　　“天险可守，人心不可守。自古皆然。”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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