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雍正一朝，始终受宠而从未挨批的汉臣唯张廷玉一人。《啸亭杂录》记一事，说雍正五年五月时，张廷玉偶有小疾，请了几天病假。数日后，雍正对近侍们说：“我这几天连日臂痛，你们可知道?”众人惊问其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岂能不臂痛?”仔细推敲，雍正如是说亦非矫情，一则其勤政过度，二则彰显了张廷玉的重要性。试想，有张廷玉在旁辅佐尚且劳累，没有张廷玉岂有不臂痛之理?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其父张英为康熙朝名臣，后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桐城张家世代诗书，为当地望族。据《桐城县志》载，张英京中为官时，其老家人因与邻居吴家争宅基地而飞书京城，让他给地方官打个招呼，“摆平”吴家。张英收信后，只回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后大为羞愧，遂主动退让三尺，邻居吴家亦深受感动，也退地三尺，“六尺巷”之典故，即由此出。
张英词臣出身，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时，张为首批入值者，后为方便其来往，康熙特在西安门内赐给宅第，这也是汉臣入居禁城之始。张英为人平和，办事勤勉，康熙说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张英必随侍左右，朝中制诰亦多出其手。为官三十余年后，张英以老病求归，康熙特在畅春园为之赐宴送行。此后，张英于老家去世，谥“文端”。
张英共六个儿子，其中有四子登科，长子张廷瓒为詹事府詹事;次子张廷玉;三子张廷璐官至礼部侍郎;五子张廷瑑为雍正元年进士，后任工部侍郎、礼部侍郎等。张家六子中，以张廷玉最为显贵，其于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检讨、冼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功业直追其父。
雍正登基后，见张廷玉在群臣中“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认为其人才可用，随即将之擢升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二年，张廷玉转任户部尚书，同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雍正四年，晋文渊阁大学士并充康熙实录总裁官;雍正六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年作为首批大臣入值军机处。据其自订年谱，是年吏部尚书事务无人管理，雍正特召其面谕曰：“铨政最关紧要，必得公正无私，朕所深信之大臣，始可委任。汝职掌繁多，日无宁晷，朕本不忍再以铨部之事累汝，但再四思维，无有出汝右者，汝第总领大纲，不必躬亲细事，即偶有忽略处，朕皆原谅，不汝督也。”其重视与信任程度可知。
张廷玉的仕途平顺也不是没有原因，一则其父在清廷高层多年，康熙难免对其子有所照顾;二则张英历经宦海数十年，平日里言传身教，张廷玉对各种为官之道自不陌生;三则张廷玉本身才华过人，文笔好，记性好，非常人可比。据其自述，“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啸亭杂录》中也说，张廷玉辅相两朝几二十余年，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其上年纪后，仍精神矍铄，裁拟谕旨，文采赡备，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家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有时雍正偶然问起各部院大臣及司员胥吏的情况，张廷玉即缕陈其名姓籍贯及其科目先后，从无错误。至八十岁后，某次书写颠倒一语，即掷笔叹曰：“精力竭矣!”如此办事能力，如此“活档案库”，雍正帝不由赞叹：“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
张廷玉不仅能力强，而且人品官风极佳，同僚一致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为官期间，张廷玉不轻易帮人说话，也极少介入人事纠纷，其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更难得的是，张廷玉位处中枢数十年而很少交结外官，几“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平日里，张廷玉也无声色之嗜，办事唯出公心，从来也不曾受过贪渎的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想通关节而以微词试探，其以诗做答：“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幕夜看”;其长期处机要之地，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
从工作性质上看，张家父子其实都是皇上贴身秘书，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尤其重要。若论口风之紧，张廷玉更在其父至上，其襄赞雍正十三年，朝中各项重要决策都曾参与，但凡事他只管默默去做，而从不张扬。正因为如此，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一些人事任免也往往参考他的意见，而张廷玉从不走漏一丝风声。其办事之余，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探知。如《啸亭杂录》所言，很多后进大臣都是经他推荐而受重用，但他们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更不知张廷玉在其中的作用。
以此个性及行事作风，张廷玉似乎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其作用虽大，却无非写写划划，雍正身边的一等大秘而已。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雍正死前发布遗诏，以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令其百年后配享太庙。“配享太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庑，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这是清朝历代皇帝对大臣给予的最高礼遇和殊荣。终清一朝，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其他配享的满大臣，无不在建国立业、开疆拓土上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反观张廷玉不过一文臣，其何德何能，能享此殊荣?遗诏既出，满汉大臣眼红嫉妒不服者大有人在，就连乾隆本人，他后来与张廷玉闹别扭时，也指斥张廷玉并没有大的功劳，原本是没资格入享太庙的。那么，乾隆的评价是否公正，又是否符合事实呢?
这问题恐怕还得从军机处说起。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后，罗卜藏丹津逃入准噶尔，受策妄阿拉布坦的庇护。两年后，为筹划用兵西北，雍正密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于内廷密筹办军需。又一年后，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噶尔丹策零即位，雍正提出将罗卜藏丹津交付清廷的要求而遭拒绝。七年六月，为及时有效地调用各项物资及人员以对准噶尔用兵，雍正在隆宗门内北侧设军需房，这就是军机处的前身。雍正十年，军需房正式定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并由礼部铸造印信，这一机构遂成定制。
雍正即位后，西北的战事为其设立军机处提供了良机。众所周知，军事有别于一般行政，当事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其机密性与快速决断乃至执行均非常事常态可以比拟，这对加强皇帝集权非常有利，而非内阁制度所能承担。
事实上，在西北军事停止后，军机处非但没有撤销反而成为常设机构，进而成为雍正直接控制的权力中枢，其职责也由之前办理战争、军政及八旗事务扩大为所有机要政事。归纳而言，军机处职责主要有三类，一是不时应召商议要务;二是面奉旨意草拟谕令;三是管理机密文书档案，这就相当于皇帝秘书班子的正式化了。
按规定，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种职官，前者俗称“大军机”，又称“枢臣”;后者俗称“小军机”，与“大军机”相对。军机大臣通常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其名额没有定数，或三或四或六，均视情况而定。同样，军机章京也没有定员，其主要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署中下级官员中选任，其职责是辅助军机大臣，承担拟稿、公文收发等日常事务。值得一提的是，军机大臣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只接办皇帝交给的机要事务并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所谓“首席军机”，与明朝首辅是两个概念。
在清朝所有军机大臣中，张廷玉无疑是最为突出的。据其自撰的《澄怀园语》中说，其于雍正五六年后以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皆及繁要重大之职，兼以晨夕内值，宣召不时，书日三接，习以为常”;西北兵兴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每至朝房或公署听事，则诸曹司及书吏抱案牍于旁者常百数十人，环立更进，以待裁决;坐肩舆中，仍披览文书;入紫禁城乘马，吏人辄随行于后，即以应行止者告之。……每薄暮抵寓，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对张廷玉的劳累与忙碌，雍正也多有体察，说“尔事务繁多，……恐尔眠食之时俱少矣，嗣后切宜爱惜精神，勿过劳，以负朕念。”
如果张廷玉只是勤勉能干，那还不足以解释他何以能配享太庙。事实上，张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文字与参谋，而最要者在于军机处的建章立制，这才是他的大功业。《清史稿》中即说，“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其所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在张廷玉规划的制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廷寄”制度。此前，皇帝谕旨经由内阁发出，即所谓“明发上谕”，之后或由六科抄发，或由相关部门行文，既费时日，又难保密，相关的地方官员往往在京雇人先行投递，等正式公文到来后，他们早已作好准备。如此行政，效率与可靠性当然大打折扣。军机处设立后，张廷玉所制定的“廷寄”办法系由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兵部管属驿站根据函面要求，或日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乃至六里加急进行传递。和内阁的“明发上谕”相比，“廷寄”谕旨不仅保密性高，而且速度大为提高，这对提高整个王朝的行政效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后，内阁所办谕旨多为国家重大政令或程序性事务，而各项机要事务统归军机处办理并严格要求“一日事、一日结”，绝不允许出现积压。如此，办事效率想不高也难。
军机处是机密之所，气氛难免严肃，因而雍正在其南窗题一匾额，曰：“一堂和气”。据说这块匾额的来历是当年同受重用的军机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关系不和，雍正特书此额以调停两人关系。《啸亭杂录》中即记了这样一件趣事，说张廷玉与鄂尔泰在军机处共事多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偶有失语，张廷玉必以微语讥讽，使前者下不来台。某年暑日，鄂尔泰脱帽乘凉而见堂宇湫隘，其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尔泰听后好几天都不高兴。当然，这只是说笑了。
军机处人员公务繁忙，由此也得了许多格外的恩典，如每日入值的军机大臣、章京饭食均由御膳房供给，满汉章京散值后还可以去方略馆聚餐。对于“大秘”张廷玉，雍正更是宠爱备至，优赏有加，如张好饮茶，雍正在每次地方贡茶到时均不忘赏赐;十余年间，6次赏帑金给张廷玉，每次辄以万计，其中一次赏银2万两(雍正八年)，张廷玉辞谢而雍正不许，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某年，张廷玉回乡祭祖，雍正在其行前赠给一件玉如意，意在“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还赠送各种贵重物品及内府书籍52种，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只印了64部而独赐张廷玉两部;另外，雍正还行文各省，着“所过地方派拨兵弁护送，并文武官员迎接”;回京时，又遣内大臣海望迎于卢沟桥，几成望眼欲穿之势。
不过话说回来，像张廷玉这种处事谨慎、心思周密、有才又好用的下属，若不得领导欢心反而不正常了。作为雍正身边的头等秘书，身处在军机处这种机密之地，张廷玉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在于“沉默是金”。正如其最推崇的黄庭坚之语，“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与其言多必失，不如少说多做，管住自己嘴巴，切忌张扬。办事时，则处处小心谨慎，细致周到，事成则归功于人主，事败则自己先承担责任。作为领导秘书，这些都是值得称道与学习的良好品质。
除辅佐之功外，张廷玉还先后纂修康熙、雍正两朝实录及《明史》、《清会典》等重要典籍，文治之功也相当了得。事实上，张家三代都文才飞扬，张廷玉同样有三子登科，其中张若溎于雍正八年中进士;张若霭于雍正十一年殿试第四名;张若澄为乾隆十年进士。尤值一提的是，其长子张若霭原本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后立刻面见雍正，以自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而请求降低其子的名次，其表示：“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如此，张若霭才被改为二甲第一名。如此看来，张廷玉亦同其父，不失“古大臣之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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