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自日本游学返国后，来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曾参加张园的拒俄会议。他奋笔疾书，写成《革命军》，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后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2] ，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因为之序而刻行之。”
发表文章
《革命军》以悲愤的心情，通俗的语言，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
《革命军》的出版，《苏报》的介绍，章太炎《序》的刊布，皆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
文章摘要
然而，此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响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也有些“摇于形势”。康有为遂于1902年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文。前文对梁启超等的“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曰‘满汉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信件概况
这两封公开信，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完全是高倡复辟，压制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信件意义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改良派的理论严加批驳。改良派以“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为“治法之极则”，章太炎申斥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改良派企图以流血牺牲来恐吓人们，章太炎指出，欧、美的立宪，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绪，章太炎指出，光绪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的赞成变法，只不过是“交通外人得其欢心”、“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改良派宣传天命论，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有力地打击了改良派，提高了革命思想。
信件影响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在1901年所写《正仇满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并就康有为的《政见书》进行系统批判，大声疾呼，震动朝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以高压手段镇压。不久，章、邹被捕，《苏报》被封，“苏报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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