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晚年做绝命诗云：“倘见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红尘。”读来让人唏嘘，这个隐居山中长达五十年，名满天下，又毁誉参半的“山中宰相”，竟然也厌倦了纷扰复杂的人世间，希望自己永远别再投胎做人。可见，以风流自许，逍遥自在的袁子才，也看透了人世间的虚伪，即使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难逃世人的冷眼和攻扞。
我们常说，是西方的贵族成就了西方的艺术。即使是生性高傲的贝多芬，为了生计，也经常和贵族来往，贝多芬的很多作品，如《大公三重奏》、《华尔斯坦奏鸣曲》都是献给贵族的。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似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士人必需的人格修养和气节。而袁枚和陈继儒、李笠翁等都一样，由于经常和权贵眉来眼去，遭到不少白眼。
袁枚的遭人诟病，当然也有生活不检点的原因，章学诚呵斥他：“斯乃人首畜鸣，人可戮而书可焚矣。”言语甚是激愤苛刻。更有甚者的是“刘罗锅”刘墉，在他任江宁知府期间，因厌恶袁枚生活有伤风化，且又是名人，社会影响太大，竟然要把袁枚逐出南京城。而今人对袁枚不满的也大有人在，钱钟书说他：“子才装点山林，逢迎冠盖，其为人也，兼夸与谄。”一脸的不屑。报人黄裳则更直接地说：“我对袁子才一向没好感……对他的那种顾影自怜的名士才情始终不能欣赏，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然，人活在世上，要想做到人见人爱是不可能的。袁枚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人格污点，他做官时，为官清正，而喜欢自夸，生性风流，善于敛财都算不了什么，反而反映出他的精明，审时度势。
袁枚想当陶渊明，但他并不想“乞食”度日，而利用自己的社会名望，换取最大的利益，本来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袁枚花300两银子，买下了废弃的随园，但要重新打理，过优越的隐居生活，则需要充足的经济保障。而此时的袁枚，只是做了几年的小官，并无多大积蓄。赚钱，实在也是情势所迫。而袁枚的敛财方式有多种，足以说明他过人的经营头脑。
他将随园边上的田地，租给农户养鸡种植。不仅每年可收租金，且日常开销的鸡鸭鱼肉，蔬菜瓜果，都有农户直接供应。且他曾在安徽滁州购有田产，也可收租金。仅此一项，袁枚的生活至少可以不为五斗米发愁，但这还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袁枚在当时已经名扬天下，社交活动频繁，而仅仅依靠这些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袁枚的名望，他的著作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而他自己家里就有刻版印刷的作坊，自产自销，声名远播，洛阳纸贵，这也给他带来的不菲的经济收入。而袁枚尤其受人诟病的是，利用自己的名望，给名公巨卿，豪门富户写了大量的传记和墓志铭，其间有人奉送的润笔竟达千金。
其他诸如广受弟子，获取束侑。而袁枚是当时诗坛盟主的地位，即使他不去巴结官僚，官僚也会主动与他示好，送他财物。当然，袁枚的确写了不少吹捧的文字，而郑板桥骂他“斯文走狗”也不是全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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