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家林语堂曾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对于中国文学的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确实，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对于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翻开尘封的历史，恐怕不风流的古代作家寥寥无几。妓女对于作家心灵的宽慰自然是作家们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创作题材。南齐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喜爱结交名流的风尘女子。她们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众多有不凡见识的文人墨客却对她们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九十首，李冶的也有十四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其中秘密何在?原来，在男全社会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就是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唐代诗人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著名诗句。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

　　文人雅士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也打造了彼此双赢的青楼市场。再说了，在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

　　是谁能当此重任呢?那就是春秋时的著名的文人雅士、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关于“女闾三百”一事，《战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由于管仲是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对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荐枕于人，必与艾僸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时，拥有婢女。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妾。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毕竟无伤大雅，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当然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就行。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也就是那些文人雅士则去那些够得上名声显赫的青楼，找那些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的高级名妓。也正是文人雅士于高级名妓的结合，才使青楼文化流传千古，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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