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江南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祝枝山在他的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太祖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意思是说，明太祖朱元璋修南京城，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墙体，使其坚不可摧。城墙修造按长度分段，由专人负责。朱元璋时常到工地巡视，随便指一处，令人砸开检查。合格的墙体里都是石灰和糯米浆的纯白色，如果稍有泥土掺杂其中，便将监工、工匠全部筑进城墙。如此一来，无人敢敷衍疏忽，南京城因而修造得固若金汤。
祝枝山记载故事之时，离明太祖之世已近百年，故事耸人听闻，未必可信。然而明初对工程质量的监管严格，却实在合于一个新生王朝的活力与朝气。
无论在南京城墙，还是长沙古城墙上，明代砌墙的砖头都刻着铭文，上面有工程负责人、监造官员、制作工匠以及劳役人的名字，甚至还刻有制作的时间。如此一来，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质量问题，都可以层层追究问责。这是古代工程建造的传统，唐代的刑法典《唐律疏议》中就说：“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难免随时间推移而变质，随人心散漫堕落而腐朽。
到万历一朝，皇宫的修造花费，已经比民间同样的工程多花上百倍的银钱。万历年间举人沈德符记载说，乾清宫一扇窗户坏了要修，由于内府侵削、小吏克扣、工头冒领的层层贪墨，预算居然高达五千金。于是，当时许多负责或参与工程营造的太监、官吏甚至工头，都大发横财。一个工头，十年里聚敛的财富，可以使他修造的别墅花园媲美皇亲国戚，家里洒扫仆役数十人。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西苑楼阁，居然将一半的木料运回家，修建自己的私宅。
到天启年间，国家的溃败已经一日胜似一日。然而藩王的府邸毕竟是皇室的面子，虽然历经万历年间的几次征战，军费开支浩繁，国库已然见底，但是王府还是要修。按明朝制度，修造藩王府第，由内官监掌印太监主管。凡有国家营建之事，都要由他监管。手下太监被派去监督工程，领取敕书关防前去，工程竣工即回。而此时，包括修造王府在内的国家工程早已变成一夜暴富的捷径。于是，人人争相贿赂，希望得到监造的差使。桂王府工程，在太监与官吏眼中，已经是一块人人都可以下口的肥肉。一名叫翟应魁的管理太监行贿四万两白银，另一名太监黄用则进献了五万两。于是，后者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监造的任务。
天启二年(1622)，桂王府在衡州开工。修造历时六年，耗费五十万钱，王府才告以落成。30岁的桂王朱常瀛终于可以就藩，住进皇帝为他修造的、代表皇室血统尊严的王府。这一年是天启七年(1627)，凤阳饥荒，澄城民变，清军征伐朝鲜，又攻击锦州、宁远，南方海贼祸乱广东，浙江大水滔天。是年春，还是信王的崇祯帝朱由检与周氏、也就是后来的周皇后大婚礼成，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负责操办仪式，王府的殿宇和陈设器具，全都涂饰草率，漫不经心。原因是李永贞将工程转包，只管坐地收钱。信王气怒不已。后来他登基为帝，将李永贞处死，但此时的他只能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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