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发生的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绝对是深创巨痛。战争本来是日本人发动的，应该付出惨重代价的是日本，结果由于清国战败，清政府被迫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的所谓“军费”，此外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后来因为日本强占辽东半岛影响了俄国的殖民利益，在俄德法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却以“赎辽费”的名义，额外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
其实，甲午战争时清国的参战兵力达到了63万人，比日本的24万人多出一倍半还不止。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原因很多，内在的因素只有一个：大清内部已高度糜烂。
我们不妨从几个历史细节观察一下清国甲午海战战前和战后的社会状貌。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调军队赴山海关前线，有一位家居北京的目击者说：“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黛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指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蹙额，戚戚然”。老百姓也很不看好这场战争，“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
军队本来是一个社会纪律最严明、最有英雄豪气的地方，可现在这些绿营士兵有的吸鸦片，有的养鸟，有的无精打采，没有一点军队的样子。他们的家人只关心亲人是否顺利归来，不在乎国家能否将这场战争打赢。
一般士兵与普通老百姓是这个样子，官员的表现更令人失望。北洋海军建立不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添筑炮台，获得了皇帝批准。这本来应该算是做了件明白事，没想到一贯与李鸿章有隙的翁同龢，却以户部的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让李鸿章的计划彻底落空。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师，手眼通天，说话管用，当时权势赫赫的李鸿章也无可奈何，他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长叹一声说：“人方惎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一些官员在甲午战争发生前勾心斗角，坐视国家危机发生，战后却做缩头乌龟，生怕自己惹上一点麻烦，只希望让李鸿章一人背黑锅。还在李鸿章赴马关议和期间，英国公使欧格纳就指出：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时，大臣们纷纷躲着不去，朝廷只好命令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李鸿章“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士达语)。李鸿章对儿子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接着，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志不清，断难胜此重任。然而，朝廷没有同意，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
官、民心中无国，清国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回顾1840年以后的各种对外战争，除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算是赢了一场之外，清军基本每战辄北。鸦片战争输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庚子事变输给八国联军。到后来，连国内的老百姓也不听政府使唤了，在辛亥革命中，清政权彻底输给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
糜烂亡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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