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在封建社会中，以清朝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着、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封建独裁统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朱着《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鑨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之辞。公元1663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鑨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处死七十余人。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审，判罪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犯了“失察”罪。总之，一个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发的人，如庄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竟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佥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康熙时的另一次着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狱，又称戴名世狱。戴名世着有《南山集》，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帝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

　　雍正时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枬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着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尸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公元1729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没有处死谢济世，饶他一命，罚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枬写了《通鉴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帝因为《通鉴论》中对君王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陆生枬“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到了乾隆时，文字狱可以说达到极峰。不仅次数频繁，处理也极为严酷。篇书行文，稍有不当，即被指摘获罪。

　　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于是兴起胡中藻狱，借题发挥以打击鄂、张朋党。胡中藻着有《坚磨生诗钞》，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狱。徐述夔着有《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对人都处死。着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公元1779年，又有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冯王孙着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石卓槐着《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祝庭铮着《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孙五人坐斩。

　　乾隆朝的文字狱极为频繁，不胜枚举。其中大都是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其荒谬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山西王尔扬，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学无术的地方官见了大惊，认为大逆不道。

   他们一方面想争取多搞几个，染红自己的顶子;一方面也确实怕朝廷说他们“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丢官，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赶忙上奏朝廷，准备再兴大狱。其实“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这样使用，并无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去抓一个乡下的土老头儿，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训斥一通，算是了事。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清朝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这一封建专制独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着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对朝廷产生巨大离心力的严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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