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这样评价董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也就是说，虽然董卓为人残忍，他却能够忍耐本性，积极选拔人才。于是，一时之间，“幽滞之士，多所显拔”。蔡邕就在董卓的选拔之列。《后汉书·蔡邕列传》中提到“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董卓对蔡邕“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董卓在重用人才的同时不任人唯亲，“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善用人才也使董卓一度位极人臣，权倾天下。
近来，随着新版《三国》的热播，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三国人物重新为人所熟知。其中的一个场景颇耐人寻味：当残暴不仁、嗜杀成性的董卓暴尸街头之时，被誉为名士的蔡邕却甘冒杀身之祸为其恸哭。何以如此呢?背后的原因何在?这就要从董卓的用人之道说起了。
《后汉书》这样评价董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也就是说，虽然董卓为人残忍，他却能够忍耐本性，积极选拔人才。于是，一时之间，“幽滞之士，多所显拔”。蔡邕就在董卓的选拔之列。《后汉书·蔡邕列传》中提到“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董卓对蔡邕“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董卓在重用人才的同时不任人唯亲，“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善用人才也使董卓一度位极人臣，权倾天下。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不仅为各类“千里马”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而且也成为各方“伯乐”用人之道比拼的竞技场。在三国人物中，因重用人才而成就事业、不重用人才而毁掉基业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的用人之道，就是在今天也值得学习借鉴。
一是选人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曹操用人，不看出身，不看地位，只要你有才我就敢用你，他的《求贤令》就是证明。在曹操招募的一批贤臣猛将中，既有从敌方投降过来的张辽、徐晃、张郃等干将，有从普通士人中起用的郭嘉、程昱、刘晔等谋士，又有从老兵中提拔的于禁、典韦等将领，他们都成了曹家大厦的顶梁柱，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相反，袁绍则“外宽内忌，好谋无断，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在用人上只看重人的门阀、阶层，而不看重才干。无疑，这是袁绍的败因之一。
二是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张昭善处政务，周瑜长于军事，孙权遵守其兄孙策“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的遗言，分别委二人以重任，可谓用人所长，各尽其才，相得益彰。赤壁之战，周瑜领军，以3万士卒大破曹操10余万大军，很好地证明了孙权用人的正确。在三国人物中，诸葛亮堪称识人用人的高手。魏延虽“性矜高”，但“善养士卒”，又很能打仗。因此在驻汉中时，任用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杨仪虽也“性狷狭”，但有真才实学，诸葛亮也“深惜仪之才干”，量才使用。《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中说： “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而诸葛亮在使用马谡上的失误，恰恰是没有做到用人所长。
三是善用情感激励人才，重义尚德。人才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除了外部的客观条件以外，人才自身的主观意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情感激励，可以使人才心甘情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这方面，刘备可谓是精于此道。他通过“桃园三结义”，以手足之情使关、张二人死心塌地为其建功立业;通过“三顾茅庐”、“白帝托孤”，又使孔明为蜀汉霸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笼络赵云，他甚至不惜欲摔亲生骨肉阿斗于地上。曹操也是如此。他在擒获了关羽之后，以礼相待，封赏有加，明知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也不忍杀之，终有华容道之报答。由此看来，情感激励，是最能够、也最容易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一招。我们现在常说的以感情留人、感情用人，就是这个道理。
从三国至今，已经过去一千多年。时代在变化，人才选拔和使用的机制和环境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识人、选人、用人的基本规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人才的重要性则更加凸显。从三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用人智慧中，我们仍然可以获得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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