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徒因缘
正德元年，太监刘瑾专权，南京科道官员戴铣、薄彦徽等人因忤旨，逮系诏狱。时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上奏《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言及谏官的职责就是直言上疏，希望刚刚即位的正德皇帝能够有过能改，无过则加勉。而因上疏获罪，最后将使得臣民妄生疑惧。这封奏疏为南京科道官员辩护，同时也是对于大臣直言上疏权利的维护。但是，王阳明却由此得罪宦官刘瑾，不仅未能挽救南京科道同僚，反而因言获罪，被廷杖四十，流放贵州龙场驿。 也正是因此，冀元亨才有机会能够结识王阳明，并拜入门下，成为弟子。
冀元亨，字惟冀，号闇斋，湖南常德人。冀元亨与蒋信是同乡兼好友，在遇到王阳明之前，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问学，《明儒学案》有云：“先生(蒋信)初无所师授，与冀斋元亨考索与书本之间。” 蒋信也说：“某自弱冠，与先生定交，道术同异之讲辩，欣喜忧戚之相通。”
当王阳明忤怒当道，被发配贵州期间，友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冀元亨却将之看作一个极好的问学机会，正德三年，冀元亨携蒋信拜见王阳明。正德五年，刘瑾已经伏诛，王阳明再度被起用，被委任庐陵知县，赴任路上，再次在常德遇到冀元亨与蒋信，此次二人执弟子礼，向阳明求教，并跟随向其问学。
在这里，有关冀元亨、蒋信拜望王阳明的时间需要再澄清一下。《明史•冀元亨传》中记载含糊，只是提到“笃信守仁学”，而未及何时从阳明交游。《明史•蒋信传》有“与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谪龙场，过其地，偕元亨事焉”的记载。《明儒学案》中则记录为“阳明谪龙场，先生与蒋道林往师焉，从之之庐陵，踰年而归”。 这样将阳明贬谪贵州龙场与赴庐陵知县的时间混为一谈，给人印象是冀元亨与蒋信曾跟随王阳明到过贵州。事实上，蒋信的《明乡进士冀闇斋先生元亨墓表》则比较明晰。
岁正德庚午，阳明子起谪道，常与某同请见而师拜之，遂荷装从之庐陵。踰年，闻其学以归。
综合《王阳明年谱》的记载。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岁，在吉。升庐陵县知县。语学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龙场时，随地讲授。及归，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喜曰：“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
可以看出，蒋信与冀元亨在正德三年并未跟随阳明入黔，而是在五年阳明由黔返庐陵时才真正跟随其求学。
冀元亨对王阳明大为叹服，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上，更体现在其一生的行事方面。蒋信曾这样记载：
喟然语同志曰，夫学术一本而已矣。行谊气节犹非也，况支离于糟粕者乎。吾固犹恨得见阳明子之晚也。自是日进其乡子弟与之讲磨，诚意恳至，闻者感动。远近争师之。寻常应接，亦每有启发开喻，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训，福善祸淫，仁者有后之说;贵不隐于荐绅，而贱不遗于童仆。盖与人为善，未尝一日倦也。
观其后来与宁王朱宸濠劝诫周旋，更是阳明“知行合一”的最好注脚。与后来转习湛若水之学的蒋信不同，冀元亨始终如一的跟随王阳明的学说。正德十一年，冀元亨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闱未取，转而跟随王阳明至江西为塾师。
逮入丙子乡试，则以所闻于师友，而独得之身心者发之笔下，渊源雄伟之论，皆近代儒者所未及。一时场屋号知文之士，且目之为怪，独西野长公以侍御监试事，谓必楚豪杰也，竟置优选。丁丑试礼闱，主司大奇之，以遗二判弗敢取。由是声望动京师。
由此条史料也可以看出，冀元亨跟随王阳明早期“知行合一”之说，并将其用于乡试之中，并中举人。这不妨看作，地方学官对于王阳明学说的接受。虽然，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驿期间，贵州提学席书就曾经请其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但是并未提到阳明学说是否能够适应科举。而冀元亨中举，就能看出阳明学在民间重要的影响力。而京闱的失利，也让冀元亨认识到阳明学与当时流行的朱子学之间还存在巨大的悬隔。因此，他就转而跟随王阳明，一面继续求学，一面成为阳明家的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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