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国力的强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厚葬成为有汉一代的整体风气。正如《潜夫论·浮侈篇》所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当时之人即多有感叹：“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这些都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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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西汉至东汉，文献中不断记载有帝王、思想家及有识之士对厚葬的抨击与对薄葬的提倡。西汉前期的汉文帝修建自己的霸陵时，坚持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专用瓦器，并在遗诏中明令不准厚葬。东汉初期光武中兴之时，曾下诏说：“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至于富贵奢僭，贫者单(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正，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竭力反对厚葬陋习，力主“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当时甚至还有人身体力行倡导薄葬。武帝时的黄老之徒杨王孙认为，“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竟以为高，靡财殚币，腐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于是主张以布袋盛尸，入地七尺，既葬，取布，以身亲土。他死后，其子遵父遗命，将他裸葬入土，被认为是惊世骇俗之举。东汉卢植临死，“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有史学家认为，兴旺发达的大汉帝国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厚葬。厚葬集中体现了汉人“务崇华侈”的追求。

　　高大华敞的墓室

　　墓室是坟墓的地下部分，是安放棺木和随葬品的空间。在汉人看来，墓室更是死者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因此，墓室的建造要符合死者的身份，同时要刻意模仿地面建筑的布局与规模。所以从汉代墓室也可以看出汉人“住”的基本状况。汉代墓室的结构除了土室外，还有砖室、石室、木椁室等，形制和规模随时代和墓主身份的差异而不同。西汉早期用木椁室墓，后流行空心砖墓与石室墓。西汉早期，帝王墓室采用木椁玄宫的建筑方式。其所用木椁，具有象征地上建筑的性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同墓室一样，可以称为椁室。汉制规定，皇帝、诸侯的椁室以“黄肠题凑”构成，发展了先秦时代人君“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梗、枫、豫章为题凑”的葬制，在西汉中期普遍使用，盛极一时。《旧汉仪》记载，汉武帝墓“梓棺柏黄肠题凑”。《汉书·霍光传》说：“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

　　“黄肠题凑”是以黄心的柏木块或柏木条垒叠互嵌，木条端头内向，紧密围筑，即“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长沙湘江西岸象鼻嘴一号墓、北京大葆台西汉墓为规模较大的黄肠题凑形式，老山汉墓的墓室木墙也是黄肠题凑的形式。象鼻嘴一号墓属西汉某位长沙王，题凑由908根柏木垒成，围在外椁四周，并略低于外椁，平面呈“凸”字形，前、后壁宽13.2米，两侧壁长14.4米。大葆台汉墓一号墓主人应为燕刺王刘旦或广阳顷王刘建，是汉初的诸侯王。其墓室木墙总长42米多、高3米、厚0.9米，是用约15880根柏木枋子一根压一根垒起来的。这些柏木枋子大都截面10厘米见方，长90厘米，其中夹杂有少量截面为20厘米见方或长20厘米、宽10厘米的。各层黄肠木之间无榫卯固定，但堆垒十分坚固，顶端以压边木加固。木枋的端头齐齐整整地朝向中央的棺椁，色泽明亮，极有气派。

　　形制最复杂、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发现于江苏高邮县天山，墓主人可能是西汉中晚期的某代广陵王或王后。这座墓的黄肠题凑很有特点，857根木头上涂有一层黄色颜料，两端截面中心部位嵌小方木块，又在四面凿出阴阳榫，使之与上下左右的题凑木互相咬合。研究者指出，题凑木上加涂黄色颜料，可能与用楠木代替柏木有关，而在两端中心部位镶嵌小方木，或许是《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说的“绣墙题凑”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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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以后，随着砖室墓和石室墓的兴起，木结构的葬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黄肠题凑作为一种高级的葬制，只有皇帝、皇后、诸侯王及皇上特许的宠臣等可以使用，因此代表着葬者身份地位的高贵。这一点，在后来仍受到重视。正因为如此，东汉时期出现了用石头取代木材的做法，即以“黄肠石”代替黄肠木。《后汉书·礼仪下》记载，建造陵墓时，“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考古也发现了多座黄肠石墓。在河北定县一东汉诸侯王墓中发现黄肠石4000多块，大部分近方形，长宽各1米左右，厚约0.25米，其中174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氏或尺寸。黄肠石垒成题凑，围绕在砖构墓室的外侧，在砖室上面又平铺石块三层，用黄肠石建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与高邮天山汉墓的题凑结构较为相似。河南邙山上发现过东汉时期的黄肠石墓，并出土过许多黄肠石。邙山是东汉皇陵所在地，这些黄肠石应是属于帝王或贵族墓中的遗物。它们有的用于砌造墓壁，有的仅用于封堵墓门或墓道，已经失去了木构黄肠题凑的作用，保留的只是它的象征意义。

　　西汉中期至东汉，战国末年出现的空心砖逐步应用于墓葬，发展为砖石发券砌筑地宫。西汉中后期兴起至东汉盛行石室墓，这些墓室由石筑成，石块上还雕刻着各种画像。它们分布在各地，主要是当时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如四川，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河南西南及南阳地区等。这些富庶的地区又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相对集中的地区。如南阳郡首府宛城在西汉中期之后已成为全国商业中心，“商遍天下，富冠海内”。这里又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老家，而苏北徐州地区则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汉代的分封制使得这些地区处处可见世袭侯国。王公贵族拥有巨大的财富，他们可以为自己建造高大坚固的墓室。汉代墓室不仅坚固高大，而且有着华丽的装饰，是我国墓室装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主要形式为壁画、画像石与画像砖。壁画墓首先发现于西汉晚期洛阳地区的两座空心砖墓室中，其一就是著名的卜千秋墓。这两座墓的壁画主要绘制在门额和主室的顶部、中间隔墙及后室后壁上。壁画内容以墓主升天和辟邪为主，也有宣扬智勇忠义的儒家思想的内容。

   在石结构的墓室里，装饰主要使用雕刻技法，构成画像石墓。早期的画像石构图简单，且只见线刻，主要刻在门柱和门扉上。东汉时期，墓室画像内容渐趋复杂，而且几乎满室都有雕画。山东沂南一画像石墓中有画像73幅，分布于墓门和三个主室的四壁。画面主题与所在墓室的部位互相配合，再加上棺柩及随葬品的设置，使墓室成了一座华贵的地下府第。用画像砖装饰墓室从汉代一直流行到六朝。西汉时期，一些墓砖上常出现花纹和吉祥文字。东汉时，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盛行用印有各种画像的砖砌筑墓室，画像内容与画像石大同小异，也显得满室雕画，华丽非常。墓室的建造一般模仿活人居住的府第房所，高大华敞。据《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说，武帝陵墓的明中高1.7丈，四周2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即墓道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

   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其华丽壮阔，可见一斑。山东安丘汉墓、沂南汉墓也是模仿现实中的房屋建成。沂南汉墓内有一块画像石刻绘的是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宅院，墓室布局与画像中的宅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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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石上刻绘的汉代宅院建筑往往连成一片，房屋数量很大，正房、仆人房、厨房和猪圈、厕所等有鲜明的划分，这在墓室建筑中同样表现得非常鲜明。画像石上的宅院门前有阙，高大气派，屋顶全舒展如翼，四宇飞张，雕梁画栋，重轩镂槛，画像石墓同样满室雕镂，精美工丽。门前之阙，门吏力士及服侍人等，均被雕于墓门和相应之处，以求与地面建筑和生前活动一致。可以说，从墓室的华丽也可以看出汉人对于“住”的注重与追求。

　　奢华的装裹

　　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帝、贵族们死后，饭含珠玉，穿金缕玉柙。饭含是把珠、玉、米、贝等物放在死者口中。《白虎通·崩薨》中说：“所以有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于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饭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贝也。”也有说把粮食搀和碎玉粒放在死者口中叫饭，把珠玉等物放在死者口中叫含。饭含完成后穿上多重新外衣，叫作“袭”，其质地、样式按身份不同而有差别。一套外衣为一称，周制天子12称，上公9称，诸侯7称，大夫5称，士3称，汉时仍按此制。所以《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说：“帝崩，含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然后再穿金缕玉柙。所谓“金缕玉柙”，即“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西京杂记》云：“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目前发现的最好的一件金缕玉柙为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它用4000多片上好的和田玉制成，有的玉片仅有0.5厘米见方，晶莹剔透，堪称绝品。同时出土的还有两副腰带，腰带是由三排质地上乘的海贝镶嵌在丝带上连接而成，海贝中间相杂有金叶做成的金花;带扣由纯金制作，共四件，最重的一件达390克，带扣上装饰有各种纹饰，主题图案是两只熊在撕咬一匹飞马，熊的贪婪神态与马的挣扎表情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由于海贝并不产于僻远的内陆地区，而且腰带的画面带有浓重的异国情调，可以推测其来自中亚地区，因而更显得其珍贵。汉代的葬具同样豪华。葬具是盛放死者遗体的用具，土葬所用称为棺。周代起用木棺并形成制度。《礼记·檀弓上》和《丧大记》所载周代制度规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也就是说，棺并非一具，而是多具，为套棺。身份越高，套得越多。不仅如此，棺木的大小厚薄、内外装饰的用料和花样，也都有严格的等级。棺或套棺之外隔较大的空隙再加一层，称为椁。椁的材料不同，《礼记·丧大记》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

   棺椁之间的空隙也不同，“棺椁之间君容柷(打击乐器，方二尺四寸)，大夫容壶，士容(一种酒器)”。因此，《荀子·礼论》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说法。参照《礼记》的记载，天子当是五棺二椁，诸侯为四棺一椁或三棺二椁，大夫为二棺一椁，士为一棺一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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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时的棺椁制度基本上沿袭周制。所以象鼻嘴汉墓与大葆台汉墓的方形棺床上都放有五重棺椁，二层椁三层棺。棺椁合称为“梓宫”，是因为周制外棺以梓木做成。后世也采用其他木料。大葆台汉墓的外棺外椁就以楸木制成，内棺、中棺为楠木，内椁为楠木和檫木。除内棺里外涂黑漆外，其他几层均是内涂朱漆，外涂黑漆，显得非常庄重。据测量，这些棺椁、棺床共用木板130块，折合31立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块椁板长450厘米、宽60厘米、厚22厘米，重千斤以上。制作上也非常考究，刨得平整光滑，而且全部用榫卯插接，没用一根金属钉子，真是巧夺天工。

   汉代棺椁还有华丽的装饰。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所用的漆棺外镶嵌着26块玉璧，内壁镶满玉版片，共用玉版192片，玉版背面还有朱书编号文字，可见是按照预先编排顺序加工和粘贴的。马王堆一号墓用四层套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是黑地彩绘棺，彩绘复杂的云气纹及穿插其间的神怪仙兽图像;三层棺为朱地彩绘棺，彩绘龙、虎、朱雀、仙人等;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圈锦和羽毛贴花绢，极尽工巧。《后汉书·礼仪下》言皇帝死，“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诸侯王、公主等死，皆用“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可见其豪华富贵。王符批评说：“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争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

　　丰厚的随葬

　　丰厚的随葬是自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集团的普遍要求，因为他们总是幻想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以能显示生前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生活资料和珍奇玩好之物随葬。《吕氏春秋·节葬》中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

   汉时厚葬更为一代风气。汉制规定，“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因而西汉极盛时期的汉武帝，执政54年，每年以天下贡献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以至于“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后虽遭赤眉军发掘，到晋代“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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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也载，武帝茂陵多藏金钱财物，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七禽，凡百九十物。相传墓中还有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他生前阅读的杂经三十余卷。那位史称俭约，又在遗诏中明令不许厚葬的汉文帝的霸陵在晋代被盗时，也“多获珍宝”，远非只有瓦器陪葬。

　　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4200多件随葬品。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珍贵文物1500余件(套)，其中钱币一项即多达17.6万余枚，楚王下属县令以上的铜官印和封泥达200方之多，完整而精美的玉器200余件。其中单是完整的玉璜就有70多件，每一件都是稀世之宝。有一件玉璜，双面竟饰满20条龙，画面布局匀称紧凑，堪称绝品。大葆台汉墓因早年被盗，大部分随葬品已丢失，但仍出土了400多件，包括铜器、玉器、玛瑙、铁器、漆器、骨器及丝织品等。除物品之外，汉代的大型墓葬按旧俗还普遍使用车马殉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是唯一保存完整的西汉车马殉葬的遗迹。在墓室南端的墓道里，是3辆木质单辕车和11具马骨的遗迹。这些殉葬车马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真车马，因墓顶坍塌砸坏，但仍能看出原来的形制。在车子的轮缘、辐条上涂着朱、黑两色大漆，轴、辕、衡、轭的端头装有鎏金铜套，在华盖(车伞)的盖弓端头也装有鎏金铜帽。马的装具，从大的嚼环到小的皮件扣钉，都是白银或鎏金的。这种车按汉廷的仪制叫作“朱斑轮青盖车”，是专供皇太子及诸侯王乘坐的。

　　汉之前，活人殉葬是常事。史书记载，战国时，“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秦始皇死后，二世为了不让他寂寞，把秦始皇后宫中没有子女的宫人全部殉葬。汉时人殉现象稍有减少，在大型墓葬中开始更多地用“俑”即人形或家畜鸟兽形的明器来代替活人与实物。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的地宫外口和耳室内发现有陪葬墓和殉人，围绕地宫的、周围呈放射状分布的还有骑兵俑坑、兵俑坑、车马器坑等，足见当时厚葬的规模。

　　在帝王厚葬之风影响下，一般达官、显贵也互相仿效，相沿成习。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的墓主是一个封邑仅700户的列侯夫人，随葬品也数以千计。厚葬之风影响所及，一般人家也不惜“靡财单(殚)币，腐之地下”。正因为如此，汉代至汉后，每遇灾荒之年，贫者无衣无食，只好铤而走险，挖掘坟墓。正如王充《论衡》中所说：“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汉代的厚葬很直观地展现了汉人的现实生活，其衣食住行上“务崇华侈”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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