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他们为什么将宋朝描述成贫弱王朝，一种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种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相当长时间以来，宋朝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将宋朝描述成贫弱王朝的有两种人，他们都怀抱着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一种人是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兴起于庆历新政，至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达到高潮。改革总会遇到各种阻力，有的来自作为顽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庆历新政时期的夏竦集团;有的则来自不同改革路线的政敌，如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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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论证改革的势在必行，必须将宋朝的现实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将改革的目标与未变革的现状对立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积贫积弱也就成为改革派描述宋朝现状的一种模式。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甚至说只是侥幸没有遇上严重的天灾人祸，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在一片富国强兵的呼唤声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宋朝以后掌握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学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颐、朱熹等人开创的，这些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理学家倒也不一定反对富国强兵，但认为只有通过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所以理学家强调的是王安石心术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积贫积弱。古代文人对于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还是大兴文治，因为宋朝结束了五代的乱世，也结束了武人掌权的政治，通过科举，将国家的治理托付给了文人，文人对此还是颇有点感激涕零的意思。当然，面对北方的强敌，宋朝在军事上始终不占据优势地位，非但不能收复燕云，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评宋朝国势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实是“弱而不贫”，他说仁宗皇帝“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皇帝则犯了“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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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的第二种人，则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劫难与屈辱，以及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贫困孱弱，近代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有些历史学家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宋朝就成了他们抒发抗战决心与悲愤心情的一种寄托。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邓广铭先生，他于抗战时期的研究专注于宋代的抗金英雄辛弃疾、韩世忠、岳飞、陈亮等。而据当代史家考证，宋朝积贫积弱的说法，也正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出现的。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中，明确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来描述宋朝，说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中国史纲要》是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积贫积弱”也因此成为国人对宋朝的一般印象。

　　也有学者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宋代是个全民皆商的社会，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

　　近代以来，也有些学者为宋朝描绘了一种与积贫积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誉为古今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夸奖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的确，宋代是个全民皆商的社会，从事商品经营者包括：官员胥吏、皇室国戚、士人乡绅、寺庙僧尼、乡村农户、乡镇个体手工业者、行商坐贾、城镇市民、浮游流亡人户、其他人户等等。在宋人的观念中，要想致富，就要经商，“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思想越来越流行。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和进入流通市场的商品量的增加，宋代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为规模经营，社会上日益出现一批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譬如有的饭店拥有50余炉，雇工达100～200人;有的金银彩帛铺，交易动辄上千万;有的布商一次可交易5000匹等等。商业的经营方式有长短途贩运、产销一体化经营、行商坐贾联营、批发零售结合，以及包买包卖预买预卖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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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是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理学的诞生，儒学在北宋实现了复兴，儒、道、佛三家也开始相互交汇地深入发展，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北宋完成了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据了六大家。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以上这些学者的观点被重新发掘。于是近些年来，人们惊喜地发现，宋代根本不是积贫积弱，反而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灿烂、科技进步、思想开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还将中华文化复兴、中国现代化或者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希望，有意无意地寄托于宋朝的经验传统。

　　宋朝的富国强兵策略为何半途而废

　　经济发达、财富积累，并没有直接提升军事实力

　　在王朝兴衰循环的大视野中，宋朝并没有任何神奇独特的地方，既非贫弱，也绝非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宋朝本身的兴衰仍然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这就是神宗时代富国强兵策略的半途而废。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通过王安石的理财，富国实现了，但是强兵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变法的主要内容，如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虽然也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增加民众的财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而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当时发动和主持变法的机构是宋朝的财政部门。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指斥王安石“与民争利”，王安石辩驳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美其名曰“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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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富国，并不能为变法提供充分的合法性。相比而言，强兵的旗号更加神圣正确，也让壮怀激烈的神宗皇帝心驰神往。收复燕云十六州，是宋太祖、太宗未酬的壮志;与契丹国澶渊之盟中的约定，让神宗皇帝感受不到大国的尊严;就连西北藩属党项族，也竟敢自称大夏，与宋朝分廷抗礼。即使不敢想象盛唐时期万国来朝、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荣耀，至少不能放弃太祖、太宗收复失地、统一疆土的使命，同时也要保证宋朝在列国中相对的优势地位，这是宋神宗对自己政治事业的期待。通过王安石的变法，宋廷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宋神宗又将其中相当部分储蓄起来，作为特别军费(封桩钱)。

　　然而，经济发达、财富积累，并没有直接提升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期间，王韶攻占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等州，并招抚河湟一带(今青海东部)吐蕃部族30余万人，拓地2000余里，史称“熙河开边”，这是宋神宗统治时期强兵方面最辉煌的成绩。然而元丰年间宋廷出兵攻打西夏，遭遇永乐城大败，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宋神宗富国强兵的梦想彻底破灭，年仅三十八岁即英年早逝。

　　宋神宗去世之后，哲宗继位，开始时太皇太后高氏支持司马光当政，司马光尽废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并引发了激烈的党争。等到哲宗亲政，又重新起用变法派官员，打击元佑党人，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徽宗时期。哲徽两朝开边活动虽然仍在继续，但军事实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加强。“富国”政策既不能支持对外扩张，也不能用之于民，于是就表现为赤裸裸的敛财。宋徽宗或许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昏庸、贪腐的皇帝的事实。

　　同样的道理，即使宋代是一个经济文化特别灿烂辉煌的朝代，也不能扭转宋朝在军事上屈辱失败的命运。或许有人认为，南宋的经济文化依旧发达，江南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化上不但有朱熹完善了理学的思想体系，而且出现了陆九渊、叶适、陈亮这样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与此同时，南宋的军事战斗能力也得到了恢复，蒙古铁骑所到之处，能够抵御幸存的国家少之又少，南宋在宋金战争中立国，抗击元军长达数十年之久，在被元军征服的国家中可谓军事强国。如果这些判断是成立的，那么比较北宋，同样是经济文化非常发达，南宋在长期的战争中恢复了军事实力，而北宋却因为片面强调文治、过度限制武人权力，对国防采取了消极因循的态度，最终酿成深重的政治军事灾难，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无穷的祸害与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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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国不一定能强兵。当然，为北宋的民众带来安定的生活和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和平来自于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军事实力以及积极高效的防御政策。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带来百年和平相处，将其理解为屈辱的城下之盟是有失公允的。但澶渊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军在澶渊之战中获得相对优势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战宋军一败涂地，等待宋朝的将是灭国之灾，而绝非一纸盟约，这一点在日后的宋金之战中以最残酷的方式验证了。

　　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背后

　　无论是积贫积弱还是灿烂辉煌，都是人们因为现实中的期待而对历史的想象

　　历史学家为人们刻画了宋朝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但无论是“积贫积弱”还是灿烂辉煌，都不过是人们因为现实中的期待而对想象中的历史发思古之幽情而已。要对宋代历史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不能止步于几个简单的形容词，而需要回到一些基本的常识，把握这些基本常识还需要突破朝代的限制，将眼光拓展到全球视角下的整个中华帝国史：

　　第一，宋朝是秦朝以来中国古代十个左右大王朝的其中之一。这种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君主专制并不是指皇帝对所有的行政事务独断专行，而是指最高政治权力归皇帝一人所有。皇帝一人通过官僚系统统治疆域内的所有民众，民众将家庭的人口与财产情况登记在国家的簿册上，承担着向国家纳税与服役的义务——这是中国王朝最基本的统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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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古代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政治与文化形态始终延续的帝国体系，政治大一统、以农耕为经济基础、崇尚儒家文化，是中华帝国的基本形态。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具有治乱循环的特点。在稳定时期，中华帝国的民众通过辛勤的农业劳动以及富有创造性的工商活动，可以迅速地繁殖人口、积累财富，并在此基础上享受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培育温文尔雅的礼仪文化，成为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经济文化灿烂辉煌方面，宋朝与其他大王朝相比，既非特例，也非例外。

　　第三，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初创时期一般休养生息、积累财富、培养国力，否则就会迅速败亡。国力恢复往往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实行富国强兵政策而对外扩张，结果劳民伤财、疲罢民力，国运由盛转衰;二是诱发政治腐败，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无以为生，最终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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