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谓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仅仅因为一个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准寇大人;而其间的因缘际会，仅仅因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溜须”事件。

　　关于溜须事件，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后的寇准再度出山，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也就在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也再次升官进入中书省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为同事，关系也非常亲密。寇准曾多次向担任丞相的进士同年李沆推荐丁谓，但被李拒绝。寇准问其原因，李回答说:“看他这个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能始终压抑他屈居人下吗?”然而，有一天，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后，身为内阁成员的寇、丁二人都参加了宴会。宴会间，寇准的胡须上沾有一些饭粒汤水，身旁的丁谓见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这一举动在同事兼好友间，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准不以为谢，反而板起了脸，冷笑着说了一句让丁谓下不了台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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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先来看丁谓这个人吧。

　　丁谓的遗憾也许就是现代人的遗憾，现代人的遗憾也就是寇准的遗憾。

　　丁谓，字谓之，后改为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966年，正牌的科举进士。丁谓年少的时候就以才出名，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看到丁谓寄来的作品后大惊，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来才有如此之作。可见他仕途起点之高，令人头晕，也就不足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进士甲科之时，就担任了大理评事、饶州通判，相当于副省长。只过了一年，就调回了中央，以直史馆、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废“道”为“路”，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设，后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去采访。回来之后，就当地的茶盐等重要问题写了篇调查报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当上了转运使，相当于节度使，并且还兼职三司户部判官。不过，由于宋代派系斗争的传统，丁谓仕途后来也有起伏。

　　丁谓的才干，其实远在寇准之上。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故事，说的就是丁谓。大中祥符年间，禁宫失火，楼榭亭台，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晋国公丁渭担负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修葺宫廷。丁谓采取了“挖沟取土，解决土源;引水入沟，运输建材;废土建沟，处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将街衢挖成壕沟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沟，以便将城外的建材通过水路运进城中，等房屋建好后，那些壕沟又成了废墟垃圾的回填场所，不仅“省费以亿方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期。这样精巧的规划、缜密的思维，即使是现代都市的规划师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里的马路有人恨不得装条拉链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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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谓官拜副相之后，四川一带发生了以王均为首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先后征调大批兵马前往平乱，都被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丁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入蛮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势，安抚了叛乱。

　　接下来看看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比丁谓大五岁，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寇准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实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学课本里讲的“澶渊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宋真宗渡河亲征，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势。《宋史》上提到寇准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正直”。不过，说他“直”，没话讲;说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渊之盟”后，有人对皇帝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听说过赌博吗?赌博就是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寇准就是把您当作他的“孤注”啊。这个比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当时的中央并没有势力和辽国抗衡，会盟前，寇准曾经威胁和谈代表，说要是超过了某某数，就要砍他的头。想来皇帝听了这话，心上一定会隐隐作痛吧。

　　寇准一生为官远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导致的。仗着“澶渊之盟”有功，寇准的权力欲达到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揽，实行宰相专政，常常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依制度不应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规定，“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当时中央流行着一种偏见，瞧不起南方人，寇准也终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岁的晏殊以神童召试，时任宰相的寇准因为他“(属)江左人”，也想压制他。所以后来丁谓偏要把他贬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让他病死在那里。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荐下，寇准重回权力之巅，任西府枢密正使。两个人本来应该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给他找些麻烦。史载:“(寇)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就是说，寇准对东府送来的文件，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差错，找到了，并不与东府商量，直接呈报给皇帝，借皇帝来责罚王旦，有意出东府的丑。

　　一报还一报，后来，东府的人也有样学样，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们也找岔子，以报复寇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没有报告给宋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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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旦的行为虽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寇准还是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他的行为与后来王旦处处保他相比较，真是“复复何言”。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点的官(使相)。对于寇准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宋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王旦为相12年，病重之际，宋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点名来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只好请王旦直说:“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宋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

　　然而，这一次，寇大人一上来就碰上了丁谓这样一个才气和才干都比他高的对手。寇准在和丁谓的争斗中，因为看不起刘皇后而得罪了她。担心自己的处境，寇大人决意发动政变。然而，机事不密，一次酒后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谓的亲信觉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归路，曾被寇准压制过的冯拯等多人纷纷出了口恶气。半年后，真宗还念念不忘:“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说到这里，不得不叹，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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