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中亚的粟特人与古代中国的密切关系日显重要。”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首唐诗常常激起先贤后人对唐玄宗李隆基一世风流的遐想。“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贵妃——杨玉环，让大诗人白居易挥就了流传千古的《长恨歌》。
如今，著名文史专家、文物杂志总编辑葛承雍先生经过研究发现，杨贵妃外，唐玄宗的姬妾中，还有一个“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篷舞”的胡旋女，一个来自中亚的“洋贵妃”!
野那:“最喜欢的人”
唐玄宗一生有29个女儿、30个儿子，记录在案的皇后嫔妃有刘华妃、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武惠妃、柳婕妤等20人，还有一些嫔妃失传，其中最令人蹊跷的是“曹野那姬”。《新唐书》的《诸帝公主传》仅载:“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
葛承雍说:“对于寿安公主的生母‘曹野那’，学界长期无疑无考。但是，随着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中亚的粟特人与古代中国的密切关系日显重要。”
在魏晋隋唐时代，“姬”是人们用来称呼年轻貌美女性的，是代表女性身份的一种称谓。“野那”是外来语，而“曹”姓是出身中亚曹国的粟特人入华后改用汉姓时常用的姓氏。“曹野那”是不是来自中亚曹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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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曹国是中亚粟特地区的一个国家，地跨今日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隋唐时期，中国一般对来自粟特地区的人以国命名，著名者如“昭武九姓”。与米氏、史氏、康氏、安氏等以国为氏一样，来自曹国的曹氏是进入或居住在中国境内最常见的粟特姓氏之一。
葛承雍说，敦煌吐鲁番文书透露出丰富的姓名信息，大大扩展了后人对“曹”姓的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记载有曹延那、曹野那等粟特人名，桂林西山石室有唐代景龙三年(709年)安野那题名。
“曹野那姬的名字无疑是汉文转写，曹是以曹国为姓氏的粟特人通例称呼，‘野那’二字明显是一个粟特人常见的名字，其粟特语原意是‘最喜欢的人’，俊男靓女都可用此名，无非是男的长相精神，女的长相漂亮。”葛承雍说。
葛承雍说:“曹野那的名字没有改变胡音，说明她汉化尚不深。一般说来，如果外来粟特人在取名习尚上多用汉名，则说明汉化已经很长很深，那就很难判断她是不是粟特人。
曹野那:中亚的胡旋女?
作为“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其中一名名叫“曹野那”的女人，曾经是唐玄宗一度迷恋的姬妾。那么，作为一名外国女子，她是如何来到中国，且有机会接近唐明皇的呢?
根据历史文献的线索和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入华粟特文化的深入研究，入华中亚女性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可能:
首先，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婢贩卖。唐代龟兹和于阗都置有女肆，西州继承高昌遗留下来的奴婢买卖市场兴盛，尤其是买卖胡人奴婢特盛。
葛承雍说，当时京城长安奴婢价格相当高，每人合绢250匹，而西州才40匹，长安是西州的6倍，刺激来往中原的行客和兴生胡们购买胡婢带往关中、江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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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长安粟特胡人聚落的粟特女子。中亚九姓胡流寓迁居长安的人员较多，特别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常常以到长安为贸易中转枢纽或目的地，后来，他们多客居长安。
史载，长安西市作为唐长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军就是胡商，他们开设铺肆，坐商经营牟利，行商奔波供货，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长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现有许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统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后裔。长安酒肆中美貌如花的“胡姬”中可能有曹姓胡人女子。
此外，皇家梨园中有不少胡人艺术家，胡姓曹家的女子作为乐户身份入宫有可能被选为皇帝姬妾。但曹野那姬如果是出生于长安胡人乐户家庭，一般不会再使用“野那”这样的粟特名。
第三，是来源于中亚粟特人进贡的“胡人女子”或“胡旋女”。
中亚昭武九姓胡与唐王朝正式交往经常通过“贡”与“赐”作为手段，而且次数可观，种类繁多。
“洋贵妃”
长期致力于中西交流史研究的蔡鸿生教授根据《册府元龟》统计，唐代九姓胡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到代宗大历七年(722年)计100年间，共入贡94次，其中曹国8次。特别是八世纪上半期阿拉伯帝国向东不断军事进攻，对中亚诸国步步进逼，迫使他们向中国求救，唐玄宗时代就占了一半以上，天宝四载(745年)曹国国王哥罗仆禄呈贡表，明确希望从阿拉伯人威胁下挣脱出来，愿做一个唐朝的小州。如此一来，进贡胡旋女也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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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说:“史载，开元期间俱密国进献胡旋女子，康国进贡胡旋女子，史国多次进献胡旋女子，米国曾经一次进献胡旋女子3人。作为传统惯例，曹国进贡胡旋女等自是应有之意。”
“作为能歌善舞、仪态万方的漂亮女子，胡旋女是外国女性中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曹野那应该是开元年间曹国进贡的胡旋女，因色艺赢得玄宗喜爱进入后宫。这和靠‘善歌舞，晓音律’迎合玄宗大悦的杨贵妃是一样的。”葛承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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