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朱由检)，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按照“惯例”，亡国之君，免不了要遭到后世的指责，如夏桀、商纣、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等等。崇祯却是个“另例”，他甚至得到了某些同情与肯定，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政敌李自成都说，“君非甚暗”。
清代张廷玉的《明史·庄烈帝(即崇祯)》作了这样的评论：“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置制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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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词有褒有贬，算是比较公允。但具体解读这个末代皇帝，审视他是怎样走上不归路的，还是应该翻开历史的那一页。
公元1628年，信王朱由检接替朱由校(天启)，执掌江山大业。那时的明王朝，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末期。朱由检即位之初，雄心勃勃，立志改变现状，表现出英明有为的姿态。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生活极其俭朴;他平反冤假错案，起用被无辜罢黜的官员;他查禁朋党，力戒廷臣与宦官交结，尤其是采取果断措施，大力打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除去了一大祸害。
此举堪称是崇祯的最大政绩，得到了朝野的一致拥护，老百姓更是欢呼皇上英明。明末文学家张漙的《五人墓碑记》甚至将他歌颂为“圣人”。文中写道：“大阉(指魏忠贤)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指崇祯皇帝)之出，而投缳道路”。意思是，崇祯即位后，将魏忠贤贬到凤阳去看守皇陵，阉贼知道不免要被诛戮，便畏罪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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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崇祯皇帝求治心切，又急躁多疑，刚愎自用，决断因此常出差错。比如他对外廷大臣不满，却忘了魏忠贤们的教训，居然又重用宦官(尽管是另一批)，授予他们京师的军政大权，许多宦官还被派往地方，凌驾于督抚之上，甚至让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本该管事的尚书搁在一旁。由于他的失误，宦官干政之势卷土重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首辅、兵部尚书等主要大臣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长期没有一个稳定的内阁，政权处于危亡之际。虽然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反省，也不断下罪己诏，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崇祯皇帝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严重相悖，让后人不禁为之叹息，但明末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灭亡则是历史的必然，连《明史》的编撰者都说是“气数使然”。因此，狂澜既倒决不是朱由检所能挽回。笔者读《明史·庄烈帝本纪》，有一个感触非常强烈，即内中记载的两件事，犹如两根绳索，紧紧地勒着这个王朝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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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内忧，那时灾害连年，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二是外患，清兵日益强大，不断南下侵扰。朱由检在位17年，几乎都在应付这两件事，他企图去掉这两根绳索的威胁，但怎么也做不到，最终只能和他的王朝一起，被这两根绳索所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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