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男女着装佩饰有些“阴阳颠倒”。女子常着男人装,而男子则“为妇人之饰”,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一些名流,过分注重其仪容的修饰与化妆,用面脂、唇膏、簪花等女用化妆品粉头饰面,一度成为一种时尚。身为男子却爱化女性妆、佩女性饰,笔者权且称其为“人妖妆”。“人妖妆”无疑是隋唐五代的一种畸形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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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书上我们不难发现,隋唐五代时期的男子中多“小白脸”。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便是典型的“小白脸”。《旧唐书》上说张氏兄弟是“傅粉施朱,衣锦绣服”,那张昌宗更是被美誉为“人言六郎(张昌宗排行老六)面似桃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
男子弄得油头粉面,扮装得像一个现代“人妖”,大概跟武则天、太平公主等大唐权贵妇人喜好“小白脸”有很大关系。武则天挑选陪侍美少男的标准就是“洁白美须眉”。 “傅粉施朱”的张昌宗既然上层权贵妇人喜欢“小白脸”,朝野上下就竞相仿效之,男子做美容、化女妆,装饰打扮标新立异,日渐成为一大时髦。
《新唐书》记载唐朝末年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矜严盛饰”,不仅相貌雄奇、性情严谨,还喜欢修饰外表,每当他梳洗时,便命侍者前后置放两面大镜子自照。唐懿宗时代的诗人李山甫姿容秀美,头发长达五尺余,每次沐浴后便让二婢女把长发“捧金盘承而梳之”,遇到有客人造访时,常常会将其误认作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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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小说家沈既济最早借“狐仙”拟人的《任氏传》一书中,描写了一个风流才子韦崟,这韦崟打探到朋友新近物色到一位绝色美女(实为狐仙),“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 从中可知在当时男子使用唇膏是件很平常的事儿。当然,韦崟之类的风流男子也惯于“傅粉施朱”,打点粉底再抹面脂,在武则天时期的男子中已经流行。
曾任唐朝宰相的路岩善于修饰,曾经成为时尚男子仿效的对象。路岩裹的幞头(包头的软巾)式样很美,很快就风靡一时。为标新立异,路岩就剪掉了幞头纱巾的脚。于是知情者在街巷遇见仿效路岩原幞头四处炫耀的,便会讥笑道:“路侍中(路岩曾任侍中,即宰相)早已不戴这式样了。”隋唐五代时期的时尚男子还流行“以香薰衣”。用香薰衣之俗,大抵始于汉代,至唐朝已经十分盛行。《旧唐书》上说曾任太平节度使的柳仲郢“以礼法自矜”,“厩无名马,衣不薰香”。官吏不“以香薰衣”被史书上作为“以礼法自矜”的例证之一,可见当时男子薰香风气的盛行。
这一时期的男子还流行戴簪花。簪花本是古代女子将花朵插戴在发髻或冠帽上的一种装饰美化,其花或鲜花,或罗帛等所制。在唐代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妇女戴簪花的形象,如《簪花仕女图》等。但最晚在唐玄宗时便有男子簪花的记载。玄宗时期的汝阳王小名花奴,他曾为玄宗敲击羯鼓,玄宗听得欣喜便亲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又一次玄宗与曾任中书舍人的唐代文学家苏颋等郊游,苏颋即兴作诗,玄宗认为是美文,就将“御花”(玄宗自己头上所戴)插在苏颋的头巾之上。由此可知,当时至少在宫廷中已经流行男子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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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簪花风俗,还能从这一时期的不少诗作中得到印证。杜牧便有诗曰“尘世难适开笑口,菊花须插满头归。”这菊花是插在男子头上的。大约自五代起,男子簪花已经开始流行,至五代后期更是蔚然成风,乃至成为官方礼仪制度的一部分。后梁开平年间,有个叫李梦符男子,“洁白美秀如玉人”,四时常插花遍历城中酒肆,高歌狂饮,还作诗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
后唐人霍定每逢春游曲江时,即花重金雇员偷采贵族宅院中的名贵兰花“插帽”。闽主王延羲在遇害的当天,还在头上插了几朵花,从宫殿出来时,门帘三次拂落簪花,他“整花上马”,却遭侍卫杀害。当然,这些都是那些士大夫和所谓的风流才子所能干的事了。隋唐男子的品味可能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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