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绝望中上吊自尽，大明王朝就此灭亡。
明亡后，京城的明朝官员们，除了极少数跟着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外，大部分都改弦更张，迅速投进了李自成的怀抱，登记报名，愿意为新诞生的大顺政权效犬马之劳。
刚刚奉命从辽东赶回北京勤王的辽东总兵吴三桂，没等率军到达北京城，明朝就亡了。他已无王可勤，就停在山海关，观察了一下形势后，也像京城的那些官员一样，投靠了新政权。李自成许给他的酬劳是：父子封侯。
事实上，除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外，辽东的满清政权也一直在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之所以选择李自成，除了同属汉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三桂的家人尚在北京，在李自成的手心里。
吴三桂觉得，自己投降后，李自成没有理由不善待自己的父亲、家人。可是，就在他奉李自成之命率军朝着北京进发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大顺军把吴三桂的父亲抓起来了，大顺军的将领还霸占了他的爱妾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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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孰不可忍?吴三桂一怒之下，调转马头，重新占领了山海关，然后投降了清军。
局势瞬息大大变。当时，李自成在北京的兵力有大约10万，吴三桂有5万左右，多尔衮所率的清军有七八万。原本是15万对七八万，几乎稳操胜券。可是现在变成了10万对13万，李自成的败象已显。
果然，山海关一战，大顺军在清军和吴军的夹击下，大败而归。更严重的是，北京城危在旦夕。李自成一权衡，只好暂时撤离北京，率领残兵朝着自己的西北老巢进发。多尔衮派吴三桂等大将率军追击李自成，自己则率兵进了北京城。
短短一个多月，北京城两度易主，京城的官绅百姓都有点迷茫。
由于消息的闭塞，大家都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了清。只听说吴三桂大败李自成，还抢回了明朝的太子朱慈烺，要恢复大明江山。
探听到有一支大军正朝着京城赶来时，大家都误以为是吴三桂和太子朱慈烺。于是，刚刚投降过李自成的官员们，一抹脸，又变成了大明忠臣，毕恭毕敬地聚集在城门口迎接太子。
等看到来者是拖着大辫子的清军时，有人直接当场昏倒在地;有人悄悄地挪出人群，消失在人海;还有一部分脸皮巨厚的，竟然将错就错，把多尔衮迎进了城。
想想那个场面，真是尴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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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18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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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29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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