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许多因直言而遭到贬谪的官员，尽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间的声誉却常常与日俱增，他们因贬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贬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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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的“三光”

　　范仲淹就曾经因为贬谪而名扬士林。事情是这样的，宋仁宗继位时，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已经年逾二十，可以亲政了，刘太后却丝毫没有还政于宋仁宗的意思。当时，范仲淹只是秘阁校理，身微言轻，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乞太后还政奏》，请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这简直是以下犯上，与最高权威叫板，因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贬官后，同僚士大夫们非但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结队到城门口为他饯行，赞扬他说：“此行极光。”

　　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提拔了一批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召还，提拔为右司谏。然而，范仲淹并没有因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装聋作哑，做皇帝身边的老好人，当宋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时，范仲淹马上上书说郭皇后不可废，甚至多次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一起，率领所有谏官到垂拱殿门，要求皇帝接见，让他们诉说皇后不可废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恼怒，不仅没有接见他们，反而把范仲淹贬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士大夫们又结伴为他饯行，赞叹说：“此行愈光。”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时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当时，吕夷简任首相，培植亲信，拉拢朝官，以维护宰相的个人权威。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呈宋仁宗阅，并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吕夷简知道后，气得七窍生烟，反在仁宗面前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士大夫们又为他饯行于郊外，盛赞说：“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获罪，士大夫们越是对他钦佩，贬得越远，名气越大。

　　唐介得名“真御史”

　　宋仁宗时代因直谏而成名的大臣，除了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之外，还有一个“真御史”唐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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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个言官，可以纠百官之失。宋代言官还握有一项特权，可以“风闻弹事”，哪怕是对于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也可以进行弹劾。皇佑三年，唐介“风闻”宰相文彦博巴结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便以“阴结贵妃，专权任私”为由，弹劾文彦博。唐介上书弹劾的同时，还在朝会上，向宋仁宗当面“揭发”文彦博，说他当年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断言文彦博提拔为宰相是“走夫人路线”的结果。众目睽睽之下，唐介历数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彦博的不是，这既是弹劾文彦博，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尤其是一句“因贵妃而得执政”，让宋仁宗这位平日里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恼，他愤愤地说：“上疏谈论大事是唐介作为御史的职责，但说文彦博靠巴结嫔妃当上宰相，这是什么话呢?!”并威胁要贬唐介的官。唐介丝毫不怯，针锋相对地说：“臣忠义愤激，鼎镬不避，何惧贬官?”于是，唐介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别驾。

　　唐介“鼎镬不避”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士大夫们。唐介远谪之际，他们纷纷写诗送行，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其中有两首诗最为著名，不仅轰动士林，而且广为流传。一首是太常博士梅尧臣写的，当时，他与欧阳修齐名，并称为“欧梅”。在唐介遭到贬谪之时，他感愤之下，洋洋洒洒写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长诗《书窜》，不但在诗中声援唐介，而且把文彦博结交贵妃的行径，大大谴责了一番，其言语之直白，态度之鲜明，当时诗作中少见。二是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的《送唐子方之贬所》(唐介，字子方)，诗曰：“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成为士大夫争相传阅的佳作。尤其一句“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给予唐介极高的评价，唐介因此获得了“真御史”的雅号，非但没有因贬谪毁誉，反而声名鹊起。

　　胡铨奏斩秦桧

　　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宰相。秦桧任相后，继续推行投降、主和政策，安排亲信王伦出使金国，与金商谈和议之事。金国派使臣张通古、萧哲与王伦同来临安。虽说是议和，但金国的态度却特别傲慢，条件极不平等，要求宋朝承认金为宗主国地位，宋为金国的藩属国，宋高宗须以臣子之礼，跪拜接受金国君主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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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常常以“中央之国”自居的宋朝来说，对夷狄金国俯首称臣，简直是奇耻大辱。然而，南宋小朝廷的皇帝大臣们，早已被金国的金戈铁马吓破了胆子，虽然深觉屈辱，但又不敢反对。于是，在主和的宋高宗和秦桧的谋划下，这一条件竟也“创造性”地实现了，即宋高宗以宋徽宗刚刚去世为由，改皇帝跪拜接诏为宰相秦桧跪拜接诏，取得了金国使臣的同意，让人不得不惊叹南宋皇帝和大臣的“聪明”。至于其他赔钱割地、花钱消灾的条件，当然更加容易，一概满足了金国的要求。

　　如此一来，满朝沸腾。时任枢密院编修的胡铨，激愤之下，向宋高宗上了奏章《戊午上高宗封事》，要求宋高宗把秦桧、王伦等人斩首示众，表达了与投降派势不两立、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信念和决心。他这篇斗争“檄文”一出，士大夫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既以屈膝求安为旨，一切反对议和之言都是杂音、谬论，当然剪除而后快，胡铨首当其冲。于是，秦桧以胡铨鼓动士大夫反对皇帝为由，反过来弹劾胡铨，把他降职为监广州盐仓;绍兴十二年(1142年)，又以胡铨恣意议论，把他除名，安置于新州管束;绍兴十八年，再以诗词中有毁谤讥刺朝政之辞，流放到更远的吉阳军，即今天的海南三亚。

　　胡铨因为反对和议，深受秦桧的报复性打击，贬谪十余年，越贬越远，身心备受摧残。然而，他的境遇虽然越来越差，但他在士大夫间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当年，他上书《戊午上高宗封事》，宜兴进士吴师古把他的奏章刻书印行。胡铨贬谪广州，监登闻院陈刚中以启为贺，赞扬他说：“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他贬谪新州，著名词人张元干为他饯行所作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把对他的钦佩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胡铨舍生忘死、与投降派斗争到底的精神，也因张元干的词而广为人知，胡铨因此扬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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