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这个修饰词对于丘处机这个级别的道士来说似乎是不会太在意的。这是成吉思汗在会晤了这位道界高人之后，对其发出的由衷赞叹。是什么样的人会让成吉思汗这等重量级的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信奉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为何接受了这样一位道教人士的指点迷津并且有了“迷途知返”的迹象。

　　史书曾将蒙古军队的招安和丘处机“刀下救人”概括为“一言止杀”。“一言止杀”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统治者在人性化统治方面有了一些进步的认识，有助于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这些内在的，即所谓的“软作用”是再多的千军万马也无法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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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处机19岁入山学道，拜师王重阳，是著名的全真七子当中的一位。他曾在北京的白云观传道，在镇平县创建太极观，到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修行。他光大了全真教，为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不仅仅是一位高道，更是一位情操高雅、满腹经纶、通晓古今的有志之士。而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丘处机被描写为一个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这也使他更为大众所知。

　　宗教往往是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也是在人们寻找精神依靠时所产生的。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入金人之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也十分困苦。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精神避难所，全真教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而产生的。丘处机则继承了他师傅王重阳所创全真教的宗旨，成为了一代宗师。作为全真教领袖的丘处机在当时的声望极高，人们也将全真道视为自己的救星。甚至山东杨安儿、耿格的起义，政府官员也要请他出面止乱。

　　成吉思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实力模式，他自己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施着他的大一统计划。俗话说，“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选招贤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为国师，帮助自己安国治天下。成吉思汗两次遣使召见丘处机，可是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避而不见。

　　成吉思汗求贤若渴，不肯放弃。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演绎了自三国以来又一个帝王虔诚躬迎，礼贤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远千里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终于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公元1220年，他审时度势决定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对花剌子模的战斗。对于丘处机来说，在被成吉思汗诚意所打动的背后，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次西行，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万里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丘处机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成立全真教的组织。丘处机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同时还身体力行的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舍给饥民。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教的丘处机。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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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处机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帐内与他单独长谈，耶律楚材做记录。耶律楚材的记录，后被整理为《玄风庆会录》一书。在谈话的过程中，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丘处机答复说：“修仙须修阴德，必须去暴止杀。您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

　　成吉思汗又问治国之方，丘处机回答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应在蒙古汗国提倡孝道。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说：“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将之治理好，才能称为大国。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须爱民，让人民休养生息。”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所以，他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但丘处机坦率诚恳，循循善诱，对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触动是可以肯定的。丘处机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高兴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特别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对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装反抗，成吉思汗改镇压为招安。这些变化与成吉思汗接受丘处机的劝告应当有一定关系。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回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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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渊源被后世的人们很是推崇，特别是对丘处机的评价，赞许极高。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评价他说，“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而在史学界是这样对丘处机进行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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