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
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
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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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
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
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
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
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
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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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
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
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
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
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
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
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
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
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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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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