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要从对儒生首鼠两端的朱元璋身上找原因。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既重用佛、道，又时而杀戮和尚、道士。对儒家、法家等也是如此，虽然他经常大骂李斯、韩非等法家，但他治国思想的精髓又多是从法家著作中生吞活剥而来的。他一向标榜孔、孟，言必称三代，儒家思想似乎是他的惟一旗帜，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见《明朝小史》卷1)此虽小事一桩，但可以看出读书人在朱元璋心目中处于什么位置。明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而且南京中央政权也需要一批文人学士，朱元璋对于罗致治理天下的贤才包括元遗民，还是曾表现出相当的耐心与真诚的。对于一些早期投奔他的读书人，如宋濂、刘基、陶安等，他也一度都非常信任。建国前后，对他们也曾给以特殊优待。如把刘基看成是自己的诸葛亮、张子房(良)，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先生，这算是皇帝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了。洪武初年，在制定处州府税粮时，朱元璋还专门为刘基的故乡青田县减免五合亩税，说是要"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明史·刘基传》)。四先生之一的宋濂，更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他曾做过朱元璋长子朱标的老师，并为朱元璋讲解经史和治国平天下之道。后来任起居注、翰林院学士、知制诰等官，主持修纂《元史》，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是朱元璋的文学、儒学首席顾问，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君臣关系相当融洽(见《明史·宋濂传》)。很早就跟了朱元璋的陶安，也同样受到礼重。朱元璋还亲自为陶安的府邸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楹联，使其门楣生辉，文士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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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读书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尤其是攻陷大都后从元朝廷转投过来的那些读书人，最为朱元璋所鄙视，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推号称元朝"国史"的危素了。危素在元朝曾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纂写《后妃》等传。明军入大都，"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公(危素)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素之力也"(《玉堂丛语》卷4)。"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后，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为舒徐。上隔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语复雍缓。上低声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见《前闻记》)如此学富五车之人，尚且受到如此轻慢，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动辄惨遭杀身之祸(见拙文《农民皇帝朱元璋的血腥文字狱》)。
朱元璋对历朝历代所给予各路神仙、名人的各种封号也不甚感兴趣。洪武"三年，诏革诸神封号"，只是对孔子还算宽容，"惟孔子封爵仍旧。且命曲阜庙庭，岁官给牲帑，俾衍圣公供祀事"(以上见《明史·礼志四》)。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明史·高祖本纪二》)。又遣使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谆谆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明史·礼志四》)但当孔子的后人应诏不赴朝时，朱元璋又龙颜大怒。据史料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正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南京去朝见。孔克坚犹豫不决，称病不出，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前往。朱元璋疑心这位袭封衍圣公看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皇帝，感觉受了莫大污辱，虽再三压抑，终是恼怒难消，便拟一诏书，快马送给孔克坚，说道："吾虽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孔克坚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便日夜兼程地赶到了南京。孔克坚的到来，使元璋转怒为喜。洪武元年(1368)四月初八，元璋在谨身殿态度亲切而温和地召见了孔克坚。八月壬申，诏"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明史·高祖本纪二》)。从此，明清相沿，对袭封衍圣公便只"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朱元璋还赐给孔府土地约60万亩，并钦赐洒扫户115户。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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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灵魂的存在，是一百个不情愿。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曾下诏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大哗。如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就"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劝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见《明史·钱唐传》)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于是几年之后，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老先生的头上了。其次，要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谁能保护人民，那他就一定能称王。因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残害百姓，就是孤家寡人的"一夫"，这种人是不配得天下的，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得到天下的人，如果失去了人民，那就一定会失去天下。反之，没有天下的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那就一定能得到天下。"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丘民即人民比天子更重要。所以，汉代的赵岐在注"民为贵"一章时所说的"言得民为君，得君为臣，论君民社稷之轻重也"(《孟子注疏·尽心下》)，深得孟子的旨趣。
天子若不能保民，天下之人就可以得而共诛之。所以，孟子并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孔子曾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那么，如果君使臣不以礼，臣将如何办呢?孔子并没有继续往下说。而孟子却接着孔子的话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君臣关系也是相对的。他说："说大人则藐视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若"天子不仁"，则"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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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得民呢?孟子认为，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即为民兴利和为民除害，孟子把这种"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王道"。与此相反，"以力服人"而丧失民心，孟子称之为"霸道"、"暴君"。比较这两种政治，孟子进一步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仁者"，而仁者则是无敌的(见《孟子·梁惠王上》)。"仁者"为什么会无敌于天下呢?孟子说是因为"得道"，"得道者多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和"，当然也就会所向无敌了。以力服人的暴君，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就不断地发动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就犯了大罪，应该"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思想火花，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再加上朱元璋本来就对孟子那个时代异说纷呈的各种学说很反感，还在洪武元年的一次与儒学之臣讨论学术问题时，朱元璋就曾说过："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此诚何益?""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明史纪事本末》卷14)基于这种心理，政暇之时，经常翻阅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书《孟子》的朱元璋，看到这些内容就不高兴了，因此厄运也就必然地降落到孟子的头上了。
事件的始末和结果
罢全国普遍祭祀孔子的问题最终没能执行，朱元璋本来就一直耿耿于怀。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不经意之中又在翻看《孟子》，见那"民贵"，"君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及"霸道"、"暴君"、"一夫"之类的话，更觉得如芒刺在背。一边读，一边骂道："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臣子说的话?""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当天就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殿外，不得配享。并发狠地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明朝小史》卷2)。看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惊恐不知所措。这时，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朱元璋当然是愤怒异常，内侍把皇上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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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唐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明史·钱唐传》)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直向奉天殿方向走去(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朝堂的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内侍们也飞跑进去禀报。只见朱元璋果然命"金吾"卫士杀气腾腾地引满弓，正等着钱唐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模样，气头上的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金吾"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看着钱唐痛苦而坚毅的样子，朱元璋终于退缩了。此事之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院的太医仔细地为他治疗箭伤(见《明朝小史》卷2)。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明史·礼志四》)。如此说来，钱唐对亚圣孟子可谓居功至伟，难怪后人对其赞不绝口了，后人有诗云："引棺绝粒箭当胸，拼死扶持亚圣公。仁义七篇文莫蠹，冕旒千载绘仍龙。批鳞既奋回天力，没齿终成卫道功。那得洪恩遍寰宇，泮宫东畔置祠宫。"(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
但朱元璋觉得这个孟老头实在有点讨厌，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什么"草芥"、"寇仇";什么"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什么"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这些真有点像是指着鼻子在数落自己。特别是《孟子》又是官定的《四书》之一，各级学校用来做教本，科举考试用来命题，这岂不把天下的学子们都教坏了?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孟子。既然配享不能动，我动你的书应该可以了吧。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82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奉命后战战兢兢，经过反复揣摩，共删掉85条朱元璋感到刺眼的内容，保留170余条，成《孟子节文》一书。朱元璋立即下了一道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这部书)为本"(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孟子配享的这段公案，到此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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