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讲到商朝灭亡，往往归咎于古书上所载的纣王荒淫无道。他不仅宠信妖妃妲己，刀剜忠臣之心，设置炮烙等酷刑，肆意残杀无辜，而且“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日夜享乐。在小说《封神榜》中，更是把商纣写成有史以来头号暴虐魔王。其实，”女祸亡国论”本是后世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之谬论，鲁迅就曾一针见血地概括几千年古代史都是”吃人”史，君主淫乱残暴者各朝各代俯拾皆是。那么，为何商纣王却偏偏如此快速地国灭身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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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位被妖魔化的商纣王是帝乙之子，生于公元前1075年，号帝辛，是商代的最后一位君主。帝辛少年时，“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一个能文能武很有本领的人。帝辛在都城朝歌继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善待奴隶，发展生产，更新观念，不事鬼神。曾深山练兵，铸造兵器，率重兵征服东夷。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使先进的中原文化向淮河、长江流域传播，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商朝征服东夷后，疆土扩大，农业发展，财粮增多，帝辛便修建仓库，储粮聚宝。《史记》云：“厚赋锐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然而，一部《封神榜》不仅将帝辛变成了骄傲恣肆、专横跋扈、好酒淫乐、不理政事、残杀无辜的暴君，而且将这一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传播了三千多年。
其实，对于流传了三千年的对商纣王妖魔化的记述，历史上许多对帝辛的评价，存在历史递增性。先秦文献对他的指责并不多，甚至有些文献称赞纣王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是难得的英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指责越来越多。子贡也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但是，历史学家郭沫若专门进行考证后做过翻案文章，认为 “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郭沫若说：”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的英雄末路”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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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的谈话中表示同意郭沫若的考证，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又认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如果抛开周朝为显示伐纣正义性而做的歪曲宣传和后世文学想像，以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为准绳，应该肯定纣王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史记》上说纣王本人”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当时商军已使用战车，装备青铜兵器，出征兵力最多时达一万三千人，这足以称雄黄河和长江流域。不过商朝开拓疆土达到高峰时，西周联合一些早怀二心的诸侯突然发起”武王伐纣”之战。纣王因主力军在外未归，仓促组织充当奴隶的外族人俘虏保卫首都朝歌。朝歌在今日的河南安阳市附近。两军在牧野遭遇，主要来自东夷的奴隶不愿为仇家卖命打仗，纣王又缺少嫡系骨干监管，结果出现战场倒戈。经过一番”血流漂杵”的厮杀，商军崩溃，周军乘势杀入朝歌，心高自傲的纣王自焚。殷商就此覆亡于突然事变。
商朝在朝歌附近的牧野一战而亡，事先并无边境交锋，现代人恐怕会感到奇怪。若研究当时的历史条件可看到，夏、商期间地广人稀、部落林立，统治者还没有大面积的疆土意识，只有”点”的概念。商以首都为统治中心据点，以向周围部落联盟不断征伐的方式巩固统治和扩大贡赋区。据殷墟出土甲骨文记载，商灭亡前几十年间曾上百次征伐其他部落。纣王因自恃强大，一直未认真考虑国都设防，将安全寄托于单纯攻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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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二里头的考古发掘证实，夏代都城就建筑过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筑城是最主要的防御措施，里面有一定守兵和充足粮食，便可坚守待援甚至能拖垮攻城者。商后期在朝歌建都二百七十余年，殷墟考古发现其城区面积达二十四平方公里，却没有筑墙，只有一条与洹水相连的壕沟。这样一旦在野战中失败，国都即危，从远方调兵都缓不应急。纣王东征南讨连战连捷，获得大量奴隶和财物，位于西方的周文王又装出一副谦恭模样纳贡，这使他几乎没有忧患意识，自然会享受淫乐。商朝人又迷信占卜，出土甲骨文的内容多是问神鬼讨凶吉，更使当权者不能理智地看待局势。武王伐纣的成功，可谓有效利用了对手长期总体性用兵方略的失误，掌握有利时机以弱袭强一举成功。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古代兵学，正是在一次次战争的感性知识积累中逐渐发展起来。西周灭商之后马上以前朝为戒，一方面继续征伐不听命的部落方国，一方面在各统治中心修筑坚城，进攻与防御兼备的思想就此树立起来。古往今来的军事史都证明，攻防是战争中的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矛与盾缺一不可。商朝在武功到达鼎盛时突然覆亡，正是缺乏防御观念和忧患意识的例子，这为后世留下可令人深思的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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